誤區四：中國和平崛起要靠經濟力量和外交手段，而非軍事力量
中國和平崛起必須依靠經濟崛起和外交折沖與合作，但是離開強大的軍事力量的支撐，和平崛起也將是一紙空談。沒有有效的軍事力量的防護，中國和平發展進程很容易因外界的武力干預而中斷。1957年1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就明確提出：“統籌兼顧，各得其所，這是我們歷來的方針”。⑥因此，中國和平崛起既是中國軟實力的崛起，更是以軍事力量為核心的硬實力的崛起。
第一，沒有軍事力量支撐，國家經濟利益及其拓展將沒有可靠的保障。目前，中國已經在全球174個國家和地區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12000餘家，海外勞工總數超過400多萬。2009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總額達900.3億美元，出口總額達12016億美元，躍居世界第一位。2011年，中國累計進口原油2.54億噸，對外依存度達到56.5％。與此同時，中國的海外投資還在不斷增加，中國的經濟發展顯著依賴於海外的資源與市場。因此，如果中國無法對國外資產、國際能源與貿易通道、海外勞工進行有效保護的話，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海外拓展就猶如建立在流沙之上。2008年12月，中國政府應聯合國要求和索馬里過渡政府邀請，向索馬里和亞丁灣海域派出了海軍護航編隊，邁出了派遣軍事力量赴海外維護國家戰略利益的歷史性一步，對於保護國際海上通道安全，有效維護國家經貿利益發揮了重要作用。正是由於此次護航行動，中國海軍護衛艦才得以參加今年年初的利比亞撤僑任務，在確保我國僑民和海外勞工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利比亞戰爭前，中國在利比亞的投資為188億美元，但由於戰事爆發，中國所能收回的投資不足4億人民幣。在反思中國海外投資教訓時，國內投資家大多認為這主要是由於中國企業對投資的風險認識不足，投保的險種不夠造成的。此言不虛，但反觀美國，凡是美國商貿利益到達的地方，都有美國軍事力量的存在。利比亞戰爭也從側面提醒我們，在中國企業大踏步走出國門同時，我們要謹防美歐用強力手段將中國從全球重要能源產地和市場上排擠出去，以及試圖用武力將中國的經濟觸角打壓回去的企圖。總之，經濟的崛起呼喚軍事崛起。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國家利益的海外拓展蘊含著對國家軍事力量全球化的內在需求。
第二，沒有軍事力量支撐，國家外交手段必將軟弱無力。晚清以降，由於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國家要麼只能“跪著辦外交”，要麼就是飽受戰火蹂躪。19世紀中後葉，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清朝統治者為了維持搖搖欲墜的統治，採取妥協退讓、避戰求和的外交，使民族危機不斷加深。北洋政府時期，在巴黎和會上，中國雖是戰勝國之一，但中國提出廢除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等要求遭到英美等國的無理拒絕，理由是中國在歐戰中派出的只是勞工，而沒有正規軍。國民政府時期，在雅爾塔會議上，美蘇在沒有中國政府參加的情況下要求中國政府承認外蒙自治，同意蘇聯以租借旅順港、大連確立為國際自由港為條件換取蘇聯出兵對日作戰。據記載，在一次國際會議上，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蔣廷黻的英語講得非常好，發言理直氣壯，但是沒有人聽。日本外交大臣英語很蹩腳，言辭粗魯，大家卻十分關注。美國總統羅斯福很欣賞蔣廷黻，對他說：“你的英語講得很好，發言很有道理，但是你的國家太貧弱，弱國無外交。”1949年11月8日，在外交部成立大會上，周恩來總結歷史指出：“國家這個統治武器，最主要的是軍隊和監獄。這些東西表面上看來同外交並無多大關係，實際上卻是外交的後盾。”⑦縱觀古今中外，外交談判的成功根本上要看雙方的實力是否對等。只有雙方在對等的情況下才會有說理的機會。
第三，事實證明並將繼續證明，中國不斷增強的軍事能力，將是中國和平發展的有力保障。歷史上，西方發展走的是“以兵強而致國富”的道路，奉行的是掠奪殖民地的炮艦政策。因此，面對崛起的中國，西方也往往以自身的邏輯來看待中國的未來發展走向，完全不理解一種出自迥然不同戰略文化之上的中國會真心走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因而對中國採取一種預防性防禦政策。這種情況下，在中國完全崛起之前，不排除西方依靠武力來打斷中國和平發展。因此，對中國來說，除了和平崛起的戰略決心外，關鍵還要看自身是否具備維護和平崛起的能力，即是否具有足夠的軍事實力和戰略意志來遏制住對手的戰爭挑釁。可以預見，中國的軍事能力越強，西方越不可能將戰爭強加給中國，地區穩定與世界和平則變得更加有保障。
總之，和平崛起既要抓經濟和外交力量，也要統籌兼顧好軍事力量。中國的和平崛起既是經濟和外交的崛起，也是軍事力量的崛起。這是和平崛起的完整內涵。也可以講,沒有經濟和外交力量的支撐，和平崛起是空洞的、虛妄的；而沒有軍事實力的保障，和平崛起必將是脆弱的、不可持續的。
①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載《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86頁。
②周恩來：《新中國的外交》，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頁。
③鐘偉、趙曉、巴曙松、高輝清：《和平崛起：中國戰略選擇的困境》
http://business.sohu.com/2004/05/13/76/article22011768/shtml。
④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載《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頁。
⑤[美]漢斯·J.摩根索著，徐昕等譯：《國家間政治——尋求權力與和平的鬥爭》，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8、190頁。
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載《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186頁。
⑦周恩來：《新中國的外交》，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2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2年10月號，總第17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