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對猶太人的暗中排斥以及根深蒂固的反猶態度，即使在大屠殺以後仍然盛行，不過這前所未有的暴行倒是最終結束了常春藤盟校的猶太人招生配額政策。擁有社會抱負的猶太人渴望的是奢罕鄉村俱樂部、精英職業俱樂部、頂級律師事務所、著名基金會等白人新教徒扎堆的樂土，而這些恰恰是最激烈排斥他們的機構。直到1975年，索爾•貝洛(Saul Bellow)才能對一位記者抱怨，“幾年前，人們流行將羅思(Roth)、馬拉默德(Malamud)和我描述為作家中的哈特(Hart)、沙夫納(Schaffner)和馬克思(Marx)。占主流的新教徒認為他們已經失去了控制，因此在我們周圍竪起了隔離 。”
1975年是貝洛獲得諾貝爾獎的前一年，之前他曾得過一次普利策獎，兩次美國國家圖書獎。現實與貝洛有些沾沾自喜的受迫害妄想並不相符，其實早在幾十年前，猶太文化人周圍的隔離 就已經倒塌。反猶主義的感受常常比現實誇大，因為大屠殺之後，任何對猶太人的敵意表示都會從溫和的社會醜陋現象放大為嚴重的道德犯罪。但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在起作用：獲得聲望和社會力量之後，猶太人在抱怨受拒絕和受排斥時太過明顯而引人注目。
反猶主義即使在猶太人在美國生活中地位上升時依然存在，除了猶太人信奉他們自己的宗教──這與亞裔不同，他們許多人都信仰基督教──還有一個原因是，從無政府主義者埃瑪•戈德曼(Emma Goldman)到雅皮士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等人，猶太人頻頻成為美國社會與政治反對派的急先鋒。不僅如此，美國的大敵──蘇聯共產主義──的許多建築師也是猶太人。當白人新教徒的地位被猶太新移民搶走後，“共產主義者”和“猶太人”常常被劃上等號。好萊塢與寬鬆的道德觀以及猶太人與好萊塢之間的關聯加劇了一種低級反猶情結，儘管事實證明人們普遍接受滲透入美國娛樂界的猶太情緒與情感。
亞裔美國人與猶太裔美國人的發展軌跡相反。有毒的種族主義以及之後針對移民的禁令使他們無法在美國社會中崛起達近一個世紀之久。然後，他們以獨一無二的速度迅速崛起。猶太移民，不管是在19世紀進入美國的移民、20世紀30年代希特勒魔爪下的難民、還是20世紀80年代從蘇聯逃出的難民，多數人來美國時名下都沒有一分錢。而現在，來到美國的亞裔比其他移民群體的受教育程度更高、經濟更寬裕。
亞裔美國人往往不願從事政治和娛樂等領域的活動，在這些領域中，透露情感──或者輕鬆偽裝情感──的能力是一種天生資本。亞洲文化對在公共場合表達感情的禁忌影響了這些選擇。當然，也有許多亞裔文化名人和一些亞裔政治家。但經常不被西方人理解的表達方式和根深蒂固的謙虛品格──相對來說──讓多數亞裔族群遠離公眾關注，因此也遠離了美國偏見與仇恨的焦點。就他們發揮的公共作用而言，亞裔美國人更可能做律師這種公益工作，或者在公共診所當醫生，而不是出現在政治辯論的講台後或在銀幕上閃閃發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