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小慎微的政府
對溫州情況有深入了解的人，難免對當地政府的“謹小慎微”有所感覺。
早在2008年，《小貸公司指導意見》第一條就明文規定小貸公司“由自然人、企業法人與其他社會組織投資設立”且“有限責任公司注册資本不得低於500萬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資本不得低於1000萬元”。而在溫州，自然人幾乎被地方政府排除在外。
“大企業、大機構蜂擁而上，導致原本具備資質的自然人被擠兌出門外，使得公司設立過程成為了招投標‘路演’，還將注册資金門檻提到了幾千萬甚至上億元！”方培林難掩自己的不滿情緒。
一些企業開始偏離實業路線而試圖在小貸領域分一杯羹，原有的民間放貸人卻因“擠出效應”而不知所終。原本規定服務“三農”的小貸公司，紛紛因大企業的介入而改道城市來“傍大款”，溫州金改似乎有些“跑題”。
據悉，2008年以來，真正根據中央指導意見在浙江農村地區、欠發達地區扎根的小貸公司寥寥可數，真正服務“三農”的鳳毛麟角。
“中央有政策，地方有對策。”溫州金融辦一位官員表示，“上面想看到切實的改革效果，但我們必須求穩求妥”。
從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大企業、大機構掌舵小貸公司自然是穩妥的首選。而無視《小貸公司指導意見》中“堅持服務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以及“由公司董事會、監事會決策高級管理人員”的規定，則顯得見慣不驚了。
上述官員透露，溫州政府還同時限定了小貸公司審批數量及名額，出發點也是為了穩定，“儘管中央說金改允許出錯，可誰敢出錯？錯了誰來承擔責任？”
央行統計，全國範圍內民間借貸已超過3.8萬億元，面對如此瞠目的數據和先行者效應，先行者難免會步步驚心。
在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大中華區經濟研究主管朱海斌看來，儘管東歐、東南亞包括台灣都曾走過一段快速開放民間金融而導致大面積倒閉、衰退的金改之路，但中國大陸的部分民間金融機構已歷練了三到五年，在“准銀行領域”基本得心應手，具備了升格的基礎，因此政府部門“沒必要再如此謹慎”。
一位國有大行行長曾表示，中國只能遵循“自下而上”的金改之路，需要各地試點盡快出台實踐結果和方案，“即便只能拿出失敗的教訓，也是中國金改整體前進的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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