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在這次“房叔”事件中，“深喉”形式不正義，但結果和實質上是正義的。因此，這裡就存在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嚴重衝突。在這種嚴重衝突之下，光一味地指責網民和處罰“深喉”，是無濟於事的。因為，一個好的制度，必然會協調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會讓公民有效地通過形式正義來達到實質正義，而在舉報“房叔”事件中，公民根本就無法知曉官員的房產信息，他們只能通過違反形式正義的方式來達到實質正義，這是制度之痛。
因此，在這一事件中，更應當值得檢討的是我們的制度供給。一方面，官員必須主動公開財產信息；另一方面，必須完善房產信息的查詢，房產信息區分官員房產信息與普通公民房產信息兩種，官員房產信息任何公民都可以查詢，而普通公民房產信息的查詢必須有所限制。第三方面，網絡監督應該有，但監督“網絡監督”的制度也要落實，最基本的措施就是要網絡實名制，以保障網民熱情和杜絕虛假信息。
追問 首先被問責的該是誰
有人說，工作人員洩露隱私受罰與“房叔”因貪污被處理是“兩件事”，不可混為一談。初看上去，這也許的確是所謂“法治的代價”。但問題是，如果沒有所謂“洩露隱私”，“房叔”貪污再多何以能被查處？更何況，官員房產信息難道真的只是普通的公民個人隱私嗎？顯然不是，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共識。
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是被千呼萬喚的，“房叔”事件再次證明了這一制度的重要。可是，官員房產腐敗頻頻被曝光，換來的根本不是對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推進助力，相反，官員的房產信息被以個人隱私的名義更好地保護起來了，誰要是膽敢洩露官員房產信息是要被嚴肅追責的。“堵塞漏洞，維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當然必要；問題在於，官員財產信息應該是一個例外，因為公務員的財產與是否腐敗有直接關係，允許公眾對官員財產進行監督，是法治社會、民主社會的必須。
更何況，既然要追究洩露房產信息之責，紀委首先應該自問失察之責。“房叔”向組織申報時稱只有2處房產，紀委要想查詢其房產信息真假毫不困難，為何就是不能發現？難道申報制度只防君子不防小人？一方面，紀委有權查詢官員房產信息，卻從不去調查核實其申報情況是否屬實，對公眾查詢官員房產信息卻要嚴格“堵漏”；另一方面，所謂違規對外洩露官員房產信息要被撤職問責，對官員瞞報財產信息輕鬆可查卻從不查證，反倒沒有失察責任——自權不用，他權要禁；自責不問，他責要追，這究竟是何道理？（時間：12月25日 來源：北京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