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中國通：從“小兵”到“將軍”
記者：眾所周知，您是享譽世界的“中國通”。在上世紀60年代，您為什麼會走上中國研究的道路？
傅高義：上世紀50年代，受麥卡錫主義的影響，擔心被懷疑對共產主義過於溫和，大學裡對開設任何中國內地的新課程都很謹慎，基金會也會很謹慎地考量著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一直到50年代後期，一些大學決定招收和選拔幾名年輕學者，已經分別學習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讓這些人利用自己的學術基礎專門研究中國。當時費正清選拔了幾個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費正清領導哈佛對東亞的研究，他是“將軍”，我算是一個“小兵”。我們都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雖然我們當時還不知道中國的將來會怎樣，但是覺得中國的未來一定很重要。當時美國了解中國的人並不多，對中國展開研究有開創性，我們都感到很興奮。
當時費正清為哈佛東亞研究中心主任，1967年，我任副主任，1972年費正清離任時，我成為了他的接班人。1961年到1963年，我在哈佛學習中文、中國歷史、社會和政治。
記者：1969年，您出版了《共產主義下的廣州：一個省會的規劃和政治（1949－1968）》。當時為何選擇廣州作為研究對象？
傅高義：60年代我開始研究中國時，美國人是不被允許進入中國的，最適合停留的地方就是香港。在香港，可以接觸到大量的報紙，這裡關於廣東的信息很充分，比起其他地方的信息來得多。而且還可以接觸從廣東到香港居住的人，跟他們了解很多信息。
在我研究了廣州之後，很多其他的美國學者就照著我這樣的方式，研究北京、上海或者中國其他一些城市。
記者：1971年，當時美國國家安全委員顧問基辛格訪問中國。據說他前往中國，曾傾聽哈佛的中國研究專家們對中美關係的意見。您當時是否與他交流過？
傅高義：當時我們研究中國問題的一批美國學者，一起給基辛格和尼克松寫了一封信，說現在中蘇關係破裂，美國應該抓緊這次機會和中國建立聯繫。我還記得，當時基辛格來咨詢我們關於周恩來的情況，但是我們掌握的信息實在太有限了，只能對他說不了解。
記者：您在上世紀80年代末出版的《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這是西方學者研究、報道中國改革的第一部書。
傅高義：當時廣東省希望能吸引外商投資，廣東省經濟委員會領導楊邁知道我之前研究廣東，1979年出了《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那本書，有一些影響。他覺得，讓一個外國知名的教授來介紹廣東，會更加可信些。我當時跟他說，埃德加.斯諾去到延安時，是一名記者，可以滿腔熱情地正面記下毛澤東在做的事情，但我作為學者，我的工作是向人們提供一個不偏不倚的描述，包括正面的、負面的。楊邁說他們理解這一點。
1987年，我就帶著我太太，在廣東住了7個月，親自去了廣東100多個縣中的70多個。我堅持自費完成我的廣東行，因為我要保持我的客觀性，也要讓外界清楚我並沒有受到官方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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