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超發”爭議或將持續
上述發布會上，周小川接著“保持連續性、穩定性”的話頭,也做了一些“自我批評”。
“坦白地說，我也經常有做錯的地方，也有做得不准的地方。這些地方該修正的要修正。”
10年的任期，周小川面臨的最大爭議是所謂“貨幣超發”的問題。
央行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月末,我國廣義貨幣（M2）餘額99.86萬億元，直逼百萬億大關。M2是衡量貨幣供應量的重要指標，是流通中的現金、支票存款、儲蓄存款之和。
2012年，中國的M2接近GDP的1.9倍，在國際上處於較高的水平。中國在應對金融危機的一攬子刺激計劃之後的高通脹，被當作“貨幣超發”的後果。
周小川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過往10年中國M2/GDP有所提高，在他看來，客觀原因在於我國處於市場化轉軌時期，貨幣化進程加快，但也確實反映了中國經濟金融結構中儲蓄率過高、直接融資發展不足等現實問題。
解決這一問題要靠繼續改革。周小川說，中國需要大力發展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來逐步降低M2/GDP的比例。
對於高額M2引發突發通脹的擔憂，周小川解釋道：“M2總量和‘堰塞湖’不是一回事。只要我們今後能夠控制M2的增長率，將其保持在合理水平，就不會出現突發性的物價上漲。”
M2的增長在2008、2009年尤為突出。周小川認為，評價2008、2009年經濟刺激計劃的作用，應該將其放在一個歷史階段綜合來看，經濟復甦是需要承擔刺激計劃產生的成本的。對於刺激是否過量的問題，他解釋說，面對嚴重衝擊時，刺激政策的力度寧肯大一些，以便穩住信心。
但周小川也有反思。“現在回頭看，適時退出還可以做得略早一些、略鮮明一些。”
2010年，當刺激計劃的後果——通脹壓力攀升之時，央行主要動用存款準備金率這一數量型工具而非利率這一價格型工具，連續的上調使得存款準備金率不斷創下歷史新高，最高到達21.5%。
當時，沒有更多採取加息的辦法，一部分原因在於歐美的超低利率，中國若加息，利差加大會引發熱錢大量流入。在康奈爾大學教授普拉薩德看來，還因為，中國的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模式，需要低利率來維持，低利率可以幫助國企和地方政府以更低成本獲得資金，從而大量投資以拉動GDP增長。
財經評論人周俊生認為，中國貨幣政策長期處於服務政府的總需求以及控制通貨膨脹的兩難境地，“當政府仍然對經濟調控握有全面的權力的時候，央行作為一個貨幣政策執行機構，能夠發揮的主動性其實仍然很有限。”
周俊生認為，正是由於央行必須服從於政府的總需求，如果把通脹壓力的責任歸咎於央行，“那可能是不夠實事求是的。”
普拉薩德指出，低利率導致國內經濟增長不平衡，意味著家庭並未因高儲蓄率而得到充分補償，所以私人消費相對疲弱。
連任央行行長，意味著周小川將繼續面對貨幣政策的兩難局面。“貨幣超發”的爭議，或將繼續陪伴在他的左右。
而能否改善這一局面，取決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進展。若中國能真正從政府投資拉動轉向私人消費拉動，利率這一貨幣政策工具能夠更加靈活，央行和周小川便能發揮更多的主觀能動性。
無論如何，周小川早已成為中國金融和經濟改革進程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再次出發，將為中國，為他自己增添怎樣的注腳，令人期待。
（來源：騰訊財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