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反對者則質疑，最低工資立法至今遇上經濟持續向好，經濟衰退時才是對最低工資的真正考驗。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稱，難以估計最低工資升至30元時對通脹的影響，惟相信會進一步推高漣漪效應，厭惡性工作如清潔、洗碗更難請人。
香港立法會議員李慧瓊也指出，加薪人人都想，但上調最低工資對社會的影響也不能忽視。第一，調升最低工資令營商成本上升，也直接對市民造成影響。據政府估計，新的最低工資水平會令雇主人工開支增多約二十億元。這些支出，無可避免地會轉嫁至消費者，令不少與民生息息相關的服務，包括大廈管理、清潔及飲食有加價壓力。
第二，最低工資生效之後，不同行業的工資水平被拉近，令一些工作環境較差，包括體力勞動較高、較厭惡性的工作，出現有工無人做的情況。企業為了挽留員工，只有進一步增加人工。比如洗碗，時薪不少已到了35元，仍然請不到人，以致該行業正面臨嚴重的勞工短缺問題。
她說，“港府有必要做好配套，解決勞工市場緊張情況。有關工作可從三方面入手，包括鼓勵青年、婦女及退休人士就業。”
香港《文匯報》4月13日發表署名評論文章指出，社會需要幫助低收入勞工，但不應以最低工資達成。文章解釋，於“完全競爭的勞力市場”上實施最低工資是本末倒置，工資與生產力脫節，市場被扭曲，企業承擔不合理的工資成本，使不少企業倒閉，特別是處於邊緣的中小企業。工人的生產力與工資不符，被裁員或被機器替代也是無可避免的。良好的經濟環境及勞工短缺或可使中小企業及低層勞工暫時幸免於難，但經濟衰退時，他們便要承受災難性的後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