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輪交鋒，反對派組織抗爭活動，一是大規模群眾運動。如繼續按照戴耀廷所提出的“萬人模式”，進行所謂萬人集會宣誓、萬人商討會，以大規模群眾運動壯聲勢。二是出動所謂“大律師公會”、大學政治學教授等專業形象較強的人士，在法律層面、政治學理論等層面進行抗辯。三是民主黨何俊仁辭職，引出所謂“變相公投”，就反對派的方案與政府的方案進行“民意表決”，以民意支持來壓特區政府，逼中央政府同意反對派的方案。四是引進國際壓力，營造國際高度關注香港政改的聲勢，對中央與特區政府形成外部壓力。全國人大常委會可能以“立法解釋牌”對決反對派的“變相公投牌”，以2004年釋法的模式，對《基本法》第45條進行立法解釋，明確普選必須通過提名委員會整體提名。
第四輪交鋒，政改方案在立法會表決，反對派利用提出修正案、拉布、辯論等方式，最大程度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從前兩次政改來看，政府提出的方案往往通過社會討論後，求同存異，會有部分修改，然後提交立法會表決。如果反對派內部對於香港民主發展的進程以及政改方案通不通過存不同看法，部分反對派議員在投票時投贊成票，從而使得方案能在立法會獲三分之二通過，香港民主進程向前邁進一步。如果未獲通過，將面臨一系列的善後問題。
二
各個勢力的交鋒集中表現在“六個陣地”上：
政治陣地。關於特首2017年的普選，喬曉陽講話已經點明中央的底線，即對抗中央的人不能當選特首。必須在這一底線的基礎上進行相關討論。在討論過程中，無論是誰提出的方案，無論何種方案，都有一個不斷溝通的過程，去蕪存菁，進而作出合法且理性討論。政治是妥協的藝術，在如何妥協、何時妥協等問題上中央和特區政府應保持開放和靈活，但在大是大非問題上要確保中央和特區政府的主動權、主導權。
法律陣地。普選辦法要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常委會相關決定。強調“循序漸進”實現普選的過程，先進行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再進一步商討提名權和被選舉權的普及而平等。普選的推進是一個配套工程，需要循序漸進，穩步推進。
輿論陣地。“占中”事件的出現如果沒有中右翼媒體的持續炒作不會聲勢如此浩大。近年社會運動中出現了激進化趨勢，其背後的民意基礎、民意動向尤值得注意。可從強調傳媒公信力與社會責任等入手，放大理性聲音，主要是讓中央和特區政府的聲音傳出去。中央的“曉之以理”能讓反對派聽進去，特區政府的“動之以情”能讓市民感受到。
民意民生陣地。近年香港與內地之間圍繞住房、醫療、教育等資源出現一些摩擦和矛盾。這是兩地發展不平衡情況下的正常現象。內地存在問題，香港自身也存在準備不足、沒有更好地發展新機遇等問題，需要雙方本著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地態度協商解決。避免情緒化言論，尤其是警惕這些矛盾被外力所用，造成對內地和香港都不利的後果。
經濟金融陣地。“占中”還僅是一個概念，沒有付諸實施，就已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形象造成不利影響。隨著“占中”事件的進一步發展，其對香港金融、經濟的巨大破壞力必將進一步顯現。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這一事件是否表明這類“以癱瘓香港經濟金融”的激進手段會呈上升趨勢，如果是，那麼就不止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建設將淪為空談，香港的繁榮穩定勢將難以為繼。
防範外部勢力干預。十八大報告提到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預香港。在美國高調重返亞太的大背景下，香港的政制發展如果僵持不下，香港問題“國際化”的可能性現實存在。目前，圍繞香港政改問題，美、英、聯合國機構等均表示關注。國際壓力的介入將使香港問題變得更為棘手，是西方勢力和香港激進反對派樂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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