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5月30日電／2013年5月，在兒子多多當了近六年香港人後，來自湖北的梁楠和丈夫張侃，決定撤回原點——讓孩子做回內地人。這意味著，他們不用再擠在香港狹窄的出租屋，也不用為高昂的生活費焦慮，更不用忍受“北佬”的污蔑。他們將在深圳一套160多平米的公寓內開始新生活。
僅僅在兩三年前，梁楠的這個想法是不可思議的。“讓孩子成為香港人”曾是眾多冒著生命危險“衝關”生產的“雙非家庭”（夫妻均非香港居民）動力源泉。至今，“雙非嬰兒”數量已超過20萬。
南方周末網站刊文稱，長期以來，這些極富冒險精神的父母認為，在經濟更為發達的香港，他們的孩子能獲得更優質的教育和更豐厚的福利，從而有更光明的前途。
2012年以來，隨著“蝗蟲論”等事件的爆發，陸港民間矛盾進一步激化，在港“雙非”家庭再一次成為眾矢之的，這些新移民被醜化成資源搶奪者。一股試圖由香港退回內地的“離港潮”由此醞釀。2013年3月，香港入境處表示，該處接到多宗雙非父母“如何取消子女的香港永久居留身份，以取得內地戶口”的求助。
香港媒體在一則名為《離港力》的報道中描述這些父母的困境——“我不想做香港人，可以嗎？”事與願違的是，他們都與梁楠一樣，發現退回內地比當年擠進香港還要艱難。
夢想漸成雞肋
6年前到香港“闖關”（臨盆前衝產房）生子的記憶，仍時常在梁楠腦中躥出來。
混亂的腳步、人聲，救護車的鳴笛，鄰床的呻吟，偶爾交錯南腔北調的普通話，還有新生兒此起彼伏的哭聲。她甚至記得接過丈夫排隊等號兩小時辦好的嬰兒出生紙時，紙張劃過指尖的聲音。
這種慘烈赴港的記憶，在2013年5月初的一個清晨再次浮現。此時梁楠正坐在香港上環的茶餐廳裡咀嚼紅腸公仔面，一則升級版的“雙非”闖關新聞正在電視中播報——香港政府今年落實雙非“零配額”政策後，內地父母開始經從菲律賓迂回入港生子。
在過去十多年裡，數以萬計的“雙非孕婦”都前僕後繼地進行著這種玩命的冒險。就在2013年3月，一位懷有雙胞胎的內地孕婦衝進香港浸會醫院急症室，羊水已穿且胎水渾濁，一胎頭向上，另一胎頭向下。
穿越了生死線並誕下一個健康的男嬰後，原本是職業女性的梁楠2010年辭職做全職陪讀媽媽。她目標很簡單：讓孩子讀香港最好的學校。
很快，她發現這“並不簡單”。她為孩子選了一所位於港島的幼稚園，以便“更易升入優質中小學”，但代價是每年10萬港幣的學費和每月至少4萬港幣的花銷。作為內地普通中產，梁楠漸感入不敷出。
梁楠還發現，香港的最好教育多在國際學校，這些學校大多拒收“雙非兒童”，除非買校債。“那也就是說，能接受怎樣的教育，問題不在於是否港籍，歸根結底還是錢。”梁楠說。
“雙非”孩子的激增讓這個彈丸之地不堪重負。2012年，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數據，和多多一樣3歲左右的“雙非”兒童已由2003年的709急升至2.98萬，9年間激增41倍。學位緊張等負面效應凸顯，陸港衝突不斷升級，“蝗蟲”事件成為標誌性高峰。
排外思想正在抬頭。香港人在本地論壇發帖“面對內地人不斷蠶食、鯨吞，來生不做香港人”，一個國際社交網絡中號召“反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頁面也獲11萬香港人響應。
在喧鬧的2012年，梁楠被一本叫《劏房小孩》（劏房：房中房）的“雙非兒”自傳感動得落淚。作者樂仔是來自廣東清遠的第一代“雙非”童。他在書中傾訴了成長之路上揮之不去的卑微感——他害怕說話，擔心口音；害怕坐車，坐錯了也不知道怎麼回來；害怕做事，怕“不懂規矩被別人用‘大陸仔’來標簽”。
由於生活的重負，他從未出過香港，最想去看看的遠方是朝鮮。“不知道那裡有沒有歧視呢？”樂仔說，“我一度不想做香港人，卻又回不去家鄉。”
梁楠聯想到自己兒子多多的命運，感覺當初為之追求的一切逐漸成了雞肋。一次多多在幼兒園被夥伴欺負了，他哭著回來問梁楠：“媽媽，我到底是哪裡人？”
如此困境，即使往返深港兩地跨境讀書也無法化解。姚媽媽就是其中一位。
“看不下去了。寶寶每天清晨睜眼還是深圳人，舟車勞頓後變身香港人，晚上再變回來。保姆車費快貴過學費，很多港校以無供車服務為由拒收‘雙非’——路上被水客搶道，步步驚心，還得謹防在幼稚園中被當成‘北佬’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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