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而久之，這些都成了《文訊》雜誌的特色，也是封徳屏帶領雜誌團隊“創收”不多法寶之一。“在台灣在標案，或是政府的文化工程，有能力的大家一起競爭，各家報一下預算，尤其是這些史料書籍，後來我們一出來，就沒有競爭者了”，封徳屏說，“不是我們做了多少事，而是就靠著那一磚一瓦的積累。”
李瑞騰說，“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匯編”和“台灣文藝雜誌刊物的發展情況”，這兩個選題是文學館委托《文訊》操作的重要東西。這些工作文學館沒有能力去做，而《文訊》有資源，“我們政府在做事的時候，民間社會資源是非常重要的，大都跟民間合作。政府有政府的角色，民間有民間的發揮。”
作家亮軒說，《文訊》拍賣籌款一事，“也沒聽見龍應台部長有什麼呼應”。去年，台北成立“台北文學館籌備處”，未來的台北文學館以文學數位和城市交流為主，對文學資料，他們只收電子檔。“他們只收電子檔，我就覺得很滑稽。
台灣民間社會力量的光芒在於，他們往往能從本位意識上思考，台灣九歌出版社總編輯陳素芳說，“就‘文化部’來講，僧多粥少，文學館、各地文化局等，他其實也知道要做。在我們看來，重要的是文學作家們的立場。台灣的民間的力量還蠻夠的，自己來想辦法，雖然很辛苦，但有獨立的感覺，不要受干預，也很好了。”
“社會力量永遠是大於政府的力量，我們過去的思維是依賴，其實不對，因為真正的民間力量是必須要開發出來。力量在民間。”李瑞騰現在兼任大學教授，他在研究文學的過程中，提出“文藝生態系統的觀念”，即是說，“創作有創作的主體，文藝有文藝的主體，讀者有讀者的主體性。所以我們尊重主體的角度和立場，共同來繁榮我們大家都關心的文學藝術。”
其中滋味，或許誰也沒有封徳屏體味最多。與封徳屏相識了三十多年的陳素芳曾在文章中稱讚，“我認識的文化人中，最辛苦的莫過於《文訊》雜誌的總編輯封徳屏”，“因為《文訊》，台灣的文學脈絡歷歷分明，在華文世界明確標示自己的存在。它是立體的台灣文學史，正逐日一磚一瓦地打造中。”
（來源：南方都市報；圖片由《文訊》雜誌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