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新型大國關係：
儘管艱難，但領導人有責任促成
如今，中美關係正面臨實力競爭與權力轉移的歷史週期，未來，“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是走傳統的戰略對抗之路，還是開闢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之路？
有西方學者擔心，中國的崛起會復現“德國崛起、一戰爆發”的情況。而基辛格對此的回答是否定的：歷史不會重演，中國威脅論不成立，中美之間應該合作而不是分裂。
“歷史上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歷來激烈碰撞，屢屢爆發衝突和戰爭，這似乎已成歷史定律”，這一用來描述中美關係的論斷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頗為流行。值得慶幸的是，無論美國還是中國領導人都表示不願接受這樣的歷史宿命。
基辛格非常推崇中國前國務委員戴秉國發表的《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長文。戴秉國強調：“中國發展起來後會不會在世界上爭霸？這個擔心是沒有必要的。……說中國要取代美國、稱霸世界，那是神話。”但他也暗示美國：“我們也希望有關國家在亞洲的所作所為不以防範、遏制和損害中國為目的，希望有關國家在我們中國人幾千年生存發展的這個地區，在我們家門口的言行也都是善意和透明的。”
基辛格借此向媒體分析了中美外交政策的不同：“4000多年的歷史裡，中國幾乎都面對著敵對的鄰國，對於外國的擔憂一直貫穿中國的歷史，這就意味著中國有更多的概念化思維，就是從內涵和引申意義去理解事物。而美國的歷史要短得多，並且背靠兩大洋，從未面對過強大的鄰國。所以美國人很務實，他們看到一個問題，然後就想去解決一個問題。但中國人看到一個問題，可能會考慮去解決，但也會考慮是否解決這個問題反而會帶來另一個問題。這就形成了兩國做事方式的不同。如今，美國已經知道自己並不再是處於獨立的狀態，其他國家已經可以影響到傳統意義上美國的‘地盤’。美國也應該形成如中國一樣的概念化思維。”
基辛格表示，今年6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和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莊園會晤中關於建立新型國家關係的表述，非常重要且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歷史上大國關係多數是通過衝突解決的，但當今世界，伴隨著可相互摧毀的武器存在和全球經濟的脆弱性，這種情景完全可能導致一場全面的危機。”
“多年來我一直堅持美中應去創建一種新型國家關係，儘管這很艱難，但我們的領導人有這個責任去促成，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對於建立這種關係的態度都是真誠的。”基辛格說。
談中國夢與美國夢：
中美都追求更和平、繁榮和合作的世界
有專家認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正在美國經濟復甦的帶動下積極向好。信貸市場、房地產市場、就業市場先後迎來復甦，似乎正在勾勒出一幅全球經濟復甦的圖景。
在基辛格看來，美國經濟復甦的實際狀況比數據更好，“美國經濟的基礎正在進行根本的轉換。10年前我們還是能源純進口國，現在我們正在成為能源富餘國，這會對經濟狀況產生巨大的影響。其次，因為汽油變得更廉價，這可以抵消很多美國工業製造業的高成本困擾，使我們也可以成為低成本工業製品的生產者，我認為這在下幾十年將得以實現。因此，從長遠的戰略角度看，而不是一年半載的短期來看，美國經濟復甦是很不錯的。”
但是，基辛格認為，歐洲的情況要糟糕很多。“因為他們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並且內部各個地區情況差別較大。富國覺得他們不能無止境地向窮國付出，而窮國又不願意接受富國的指導來解決結構性問題。除非他們能建立一個更加統一的歐洲，否則這些結構性困難將非常難解決。所以我認為歐洲的復甦將會慢很多。”
論及未來全球經濟的新引擎，基辛格說：“中國、美國、印度、巴西是我首先想到的國家。如果俄羅斯能對其政治組織形式加以改革，使之與其經濟發展潛力相稱，俄羅斯也會有發展潛力，但它不會像剛才我說的那些國家那樣有潛力。”
基辛格因此提到了“中國夢”和“美國夢”：“‘美國夢’源於美國人對於改善個人生存條件的不斷追求，他們認為明天永遠是更好的。而中國人在近150～200年間遭受了巨大的苦難，因此，放眼向前看，提出‘中國夢’是非常重要的事件。雖然發源不一樣，但兩個夢的終極狀態是一致的，追求的都很相似：一個更加和平、繁榮和合作的世界。”
基辛格眼中的中國領導人：
“中國歷代領導人都是不同凡響的人物”
在美國，對於中美關係，恐怕沒有人能夠比亨利.基辛格更有發言權了。這位42年前和中國領導人一起開創中美關係新篇章的美國前國務卿一直堅信，當今世界，和平與發展是兩大主題，而中美領導人能夠有智慧建立起一種新型的合作夥伴關係，從而造福全世界。
而從沒有對話機制，發展成為全球最重要、最有活力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的每一個關鍵時刻，似乎都能找到基辛格的身影。
“毛澤東擁有壓倒一切的魅力”
1971年7月9日，作為美國總統尼克松特使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第一次踏上了中國，執行代號為“波羅一號”的秘密訪問。彼時的他剛剛在巴基斯坦擺脫了窮追猛打的記者，悄悄地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飛機抵達北京。當時他只能在中國停留不超過48小時，但他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會談就長達17小時。
這次秘密會談奠定了中美兩國進一步交流溝通的基礎。但基辛格這次並沒有見毛澤東主席，而且還避之不及。“因為我很清楚，尼克松總統希望成為第一位見到毛澤東的美國官員。儘管訪問中，我知道中方的態度是，如果我提出要求，毛將會見我，如果我不主動提，毛就不見我。但考慮到一旦見了毛，我回美國後會讓尼克松不悅甚至動怒，我還是按捺住了見毛的強烈願望。”
1972年2月21日，基辛格陪同尼克松抵達北京。在當天他們就與毛主席進行了會面。基辛格在這次會面中首次見到了毛澤東，他形容毛澤東“展現出了非凡的意志力和決斷力”。
1973年，基辛格任美國國務卿，這位德國裔猶太人，獲得了一個外來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職務。同年，基辛格獲諾貝爾和平獎。
後來，基辛格一共5次見過毛澤東。他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1975年，當時毛澤東的健康狀況越來越惡化。但毛澤東對世界形勢的判斷依然清醒：“小問題是台灣，大問題是世界。”“你們美國的優先順序，最重要的是蘇聯，第二是歐洲，之後是日本……”
對於毛澤東的印象，基辛格最開始感覺他是“高深莫測的”，但後來基辛格回憶毛澤東時，認為毛澤東“總是極富智慧，有很強的活力來控制談話，在外交事務上很有見解”，擁有“壓倒一切的魄力”。
“鄧小平是20世紀最偉大人物之一”
1977年，基辛格卸任美國國務卿，成為喬治敦大學的一名客座教授。美國總統福特稱讚他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
次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正式建交，基辛格的努力結出了豐碩的果實。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應美國總統卡特邀請正式訪問美國。是年2月、4月，鄧小平與基辛格在華盛頓和北京兩次進行了會晤。
事實上，基辛格對鄧小平毫不陌生。1971年，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上，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及其一切機構的合法席位。1974年，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率團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並代表中國政府作大會發言。鄧小平簡明扼要的發言，引起了熱烈反響，令以能言善辯著稱的基辛格都有點羨慕了。初次見面，鄧小平處事的果斷和洞察力給基辛格留下深刻印象。
1979年的兩次會面，基辛格對鄧小平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鄧是一個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響將是巨大的！”此後，基辛格又多次來華訪問，每一次都受到鄧小平的親切接見。
自上世紀70年代後期卡特總統上台執政後，基辛格便再未直接參政，但他仍以學者、民間智庫思想家、政治評論員等身份，繼續擔當中美之間的友好使者，促進中美合作。
1980年，保守派代表裡根當選美國總統。為了避免中國方面的擔心，基辛格再次作為中間人代表美國政府向中方解釋裡根意圖開闢與北京新關係的決心。此後中美關係快速發展。
1982年9月，創辦了國際咨詢公司的基辛格對中國進行了私人訪問。他與鄧小平就中國的改革話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基辛格回憶道，鄧小平號召向西方國家學習，引進先進技術，還鼓勵派出留學生，而這些推動中國發展的新理念都讓基辛格印象深刻。基辛格後來稱讚鄧小平“是中國推行改革的領袖”、“20世紀最偉大人物之一”。
而在1989年，當中美關係陷入低谷時，基辛格再度挺身而出，為了避免中美關係完全破裂。當年11月7日，基辛格抵達北京與江澤民、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開展了積極磋商。在基辛格的斡旋之下，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斯考克羅夫特將軍作為美國總統特使秘密來華訪問，使得中美關係趨於穩定。
“江澤民溫文爾雅精力充沛”
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國在中美貿易中的最惠國待遇問題、加入WTO（世貿組織）問題和台海問題，成為中美關係發展中的爭議焦點。
1989—1991年，江澤民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不久便與基辛格三次會面，雙方就中美關係的障礙問題進行了探討。
1995年7月，基辛格率領美中協會（美國涉華事務高官組成的團體）代表團訪問北京，基辛格在會見時說：“美中關係十分重要，我這次來訪看到了中方對改善美中關係的積極態度。我將為美中關係的發展繼續不懈努力。”
同時，中國的經濟增速正保持在7%左右，人均收入已經達到了1978年的3倍。基辛格認為在時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帶領下，中國正在加快融入國際社會。尤其是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首次成為“世界經濟增長和社會穩定的堡壘”。
隨著中美兩國領導人在越來越多的問題上達成共識，中美關係進入了自建交以來關係最佳狀態。
基辛格在評價江澤民時引用了美國國務院的一份內部報告：“溫文爾雅，精力充沛”。基辛格還曾表示，中美兩國歷史狀況等土壤截然不同，不能完全用美國的標準去衡量中國，任何對華的強硬施壓都不會取得想像中的效果。他引用江澤民的話：“我們不會向壓力屈服……這是我們的哲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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