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與“仁”交融會通
孔子主張遇事依時而定，靈活應對，但這絕非沒有原則地肆意妄為。其實，在孔子思想中，“時”與“仁”是交融會通的，依時而定的所作所為，正是為了爭取實現仁道的遠大理想。
《論語.陽貨》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公山弗擾盤踞在費邑圖謀叛亂，召孔子去，孔子答應了，意欲前往。子路以公山弗擾是叛臣，反對孔子去。孔子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孔子的回答是：如果給我機會，我是不會錯過時機的，我將會使周文王、武王的仁義之道復興在東方！由此可見，孔子的“時”是和他所主張的“仁”密切相關的，為了實現仁道的遠大理想，有時需要採取靈活變通的手段。
從對管仲的評價上也可以看出孔子思想中“時”與“仁”的交融會通。對於君臣關係，孔子主張：“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這裡把“事君以忠”作為對臣下的要求。但當論及管仲時，孔子卻沒有拘泥於成見。歷史上，管仲和召忽曾共同輔佐公子糾，當齊桓公殺了公子糾繼承君位後，召忽自殺以殉，而管仲卻成了齊桓公的宰相。子貢從常理出發，認為管仲的行為是不忠不仁。但孔子並不這樣看，相反，他從一個政治家的角度和天下政治統一的高度否定了管仲“非仁”。而是認為正是由於管仲，齊桓公得以稱霸諸侯，並以周之德政匡正天下，人民至今都享受著這一恩賜。這裡，孔子把對人民、對天下一統有大德的政治作為稱作仁。這的確是孔子的遠見卓識，他第一次明確了仁不僅是個人品德，而且還應包含政治作為。這正反映了孔子在評判人物時順應潮流、依時而定的“時”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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