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課致貧
代課教師的路實際上是越走越窄的，時代並沒給他們留下出路。
胡通彩後來回想，假如丈夫不做代課教師或許就不會招來劫難了。2003年，程興貴被清退之後承擔了大部分的農活，原先開朗的人也變得沉默寡言。“也不再翻看他喜愛的《三國演義》和《水滸傳》了。”胡通彩雖然能感受到丈夫的壓抑，卻很難理解他失去了什麼。
沉寂、貧苦正在成為眾多代課教師晚年生活的主要構成部分。而時間倒退三十年，代課教師多是農村的“先進群體”，頭頂著知識的光環。而現在看來，代課教師的路實際上是越走越窄的，時代並沒給他們留下出路。
“朱老師喊他去代課，他就去了。”胡通彩回憶說，丈夫走上代課教師之路，原共和村小學校長朱應槐正是帶路人。1977年春節，朱應槐來到山坳裡的程家，邀請程興貴做代課教師。當時程興貴已經結婚並有了小孩，一家人住在祖上留下的土坯瓦房中。聘任經過村幹部楊家均的確認，就定了下來。
那時，剛結束“文化大革命”的國家正艱難走出泥潭，鄉村教育停滯已久。在鹽津縣山區的小學，殘破的教室裡人滿為患，除了適齡學童外，不少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也是第一次走進學校，學習最簡單的阿拉伯數字。“學生多了，老師不夠了，根本忙不過來。”82歲的退休教師朱應槐仍記得當年教師缺乏的狀況，一個老師往往要帶幾個年級。
1977年3月初開學時，22歲的農民程興貴正式站上講台。朱應槐說，開課那天程興貴穿著卡其布的中山裝，腳上穿著新的解放鞋，很是精神。從那時開始，村民無論老少都叫他“程老師”，年輕的程興貴還有些羞赧。
程興貴最初代課的報酬是每月10元錢，每上一天課在生產隊計入八分工。生產隊分的糧食可以勉強糊口，工資則被家裡用來買鹽巴、煤油，程興貴愛抽的“春耕牌”香煙賣一毛二分錢一包。胡通彩回憶說，教學期間程興貴常常天沒亮就起床打著火把出門了，從家裡到共和村小學要翻三座山，七公里山路要走一個多小時。後來，為了不遲到，程興貴選擇了住校。
隨著村小師資的補充，程興貴到了村裡更為偏遠的水溝小學任教，工資也漲到了26.5元。1986年開始實施的義務教育法，極大地提升適齡兒童的入學率。為了讓孩子上學少走一些山路，村裡決定在黃泥磅成立一個初小，接受附近三個生產隊的孩子念書。程興貴被指定為帶頭人，和村民建立起三間土坯瓦房，建成後他就成為黃泥磅小學的校長和唯一的老師。後來，學生多了，老師增加到四人，都是代課教師。
“每天都要把孩子們接送過河，有的孩子太小，往往屎尿拉在褲子上了，他也要負責洗刷乾淨。”侄子程正平曾是程興貴的學生，中學畢業後也做了代課教師，成了叔叔的同事。他代課三年後感到自己“誤人子弟”就離開了，“不能像叔叔那樣耐心，寫得好，口才也不錯”。
“他勤懇踏實，教學上也很細心。”朱應槐說，程興貴的工作證明他當老師是合格的。胡通彩也記得，丈夫曾聊起自己對“把答案抄在黑板上讓學生抄襲得高分”現象的不屑，他說“不會為了一點獎金，教壞學生脾氣”。
代課教師境況的相對惡化在1990年前後開始加速。那時，外界信息開始影響深山裡的人們，不少山民外出到廣東打工，一些富裕的家庭開始有了黑白電視機。外出的人們衣著光鮮地返鄉時，山裡的平靜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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