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從媒體新聞生產過程來看，記者不大可能出現在上述殺戮現場，不可能目擊什麼。掌控關鍵信息的是控制現場並展開偵查的警方。試想在此情形下，媒體想渲染也不一定有機會。何況，媒體倫理的滑坡尚沒有到記者在花季少年殞命之際做這種“渲染”和“炒作”的地步。媒體報道和評論有重大新聞價值、關切公共利益的事件，這根本就不是炒作，而是滿足公眾的知情權之舉。當然筆者也看到了這樣的怪現象：一些地方媒體幾乎是惡狠狠地報道外地天災人禍，而對本地的同類事件裝聾作啞或輕描淡寫，我想那是地方媒體管理者有選擇的壓制性政策所致，當然應該受到抨擊，但那主要也不是媒體的問題。
1901年9月，美國總統威廉.麥金利遭到一名懷揣《紐約新晚報》的無政府主義者的襲擊而身負致命重傷，這份報紙是由黃色新聞大王赫斯特辦的，當時的人們不禁聯想到赫斯特的報紙不斷攻擊麥金利的事情。但是，公眾的批評僅針對黃色新聞的手法，而不是據此追究報紙的法律和其他責任。因為公眾和執法機關明白，該報對總統的批評有些放肆，但屬於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範疇，況且沒有證據能證明凶手是在報紙的教唆下行刺總統的。
最近，國內翻譯出版了法國學者埃里克.麥克雷的著作《傳播理論史：一種社會學的視角》（劉芳譯，原名《媒體傳播社會學》）。作者指出，真實暴力與媒體暴力的關係問題，是困擾傳媒的一個典型案例。實際上，媒體暴力很難界定，更不可能被量化。按國別分析，真實暴力與媒體暴力在統計上也得不出什麼關聯。日本的暴力電子遊戲和黑幫動畫很有名，可日本是強姦案和謀殺案發案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上世紀90年代以後，美國一些城市暴力活動頻仍，又有人認為這與有線電視、電子遊戲和好萊塢動作片有關，而直接相關因素是城市經濟衰退、社會管理鬆懈、警力減少、黑幫形成以及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傳統、槍支買賣等。歐美多起校園槍擊案也被認為與電視和互聯網有關，而這些案例數量如此之少，在統計學上幾乎沒有意義……
麥克雷教授的結論是：媒體暴力與真實暴力無關。上述例證表明，媒體並沒有製造現實暴力，但是媒體可能被凶手用來製造自己的暴力世界，滿足他們可怕的想象；媒體是行動方式的後備軍，不是行動的刺激者；如果媒體確實讓人模仿，那麼模仿的也是謀殺的具體做法，而不是謀殺本身。他給出了如下建議：對每個案例做具體全面分析，如了解殺人犯的經歷、分析這些經歷對他們的影響，觀察他們內心深處的失衡狀態，了解他們是否捲入結構化的意識形態和行為網絡，然後才能解釋他們的行為。反思當代社會給人的精神要求，也有助於理解為什麼有人把極端暴力行為當作謀求認可、成就名聲的手段。
此外，我們要警惕的倒是有人借防範“炒作”之名阻礙來之不易的政府信息公開。國際經驗表明，信息公開必然覆蓋各種凶殺事件信息，如果經不起這個考驗，信息公開和社會透明度就沒有存在的基礎。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現代法治國家封鎖、打壓媒體的此類報道。而及時公開這些事件即使有些代價，但是與社會對此類問題根源的重視和防範措施的加強相比，利弊權衡前者之弊一定遠遠小於後者之利。正如法國19世紀社會學家托克維爾所言：報紙最根本的貢獻在於“它們治愈的惡遠多於它們製造的惡”。如果看不清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會給本來就對政府信息公開耿耿於懷的人提供口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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