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目前對2017年行政長官普選問題，香港社會上提出沒有以香港基本法為依據，甚至直接抵觸香港基本法的方案，張曉明主任的覆函，是一個重要的提醒。時光不能倒流到1990年香港基本法通過以前，在那個時候，基本法還沒有通過，社會上可以提出各種各樣不同的意見，從保守的到激進的都有。但基本法生效後，一切都要按基本法辦事。
狹義而言，這個原則當然適用於行政長官的普選方案問題。廣義而言，這個原則還適用於香港特區設立後實行的任何制度、政策和法律。有些人以為，社會是發展變化的，不可能事事在香港基本法中找到依據，如採用這個標準，則“一國兩制”在香港如何能創新發展呢？還有一些人認為，香港現有的制度、政策和法律，本來就沒有以香港基本法為依據，現在強調要以香港基本法為依據，豈不是發生了合法性存疑的情況，豈不是將有大量的司法覆核案件發生，影響香港社會的穩定。
政改以基本法為依歸
上述疑慮，似乎言之成理，但卻沒有理解到全國人大在兩份重要的法律文件（基本法和專門的決定）的深意。原因有二：一是香港基本法對未來的發展是有預見的，有不可估量的適應性；二是只要深切掌握香港基本法，對符合香港總體利益的制度、政策和法律，就不難從基本法的條文和精神中找到直接或間接的依據。如真的找不到依據，提出來的東西很可能就有問題。
應當說明，就香港特區的制度、政策和法律產生情況來看，有兩個時段。對香港回歸前已經存在的制度、政策和法律，其審查標準是“抵觸香港基本法”，不是“以香港基本法為依據”。香港基本法在香港回歸時才生效，不可能作為制定回歸前的制度、政策和法律的依據，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香港基本法第8條、第160條第1款都有明確的規定，這就不多說了。
對香港回歸後才產生的制度、政策和法律，則不但要以“抵觸香港基本法”作為其審查標準，而且要“以香港基本法為依據”作為審查標準。也就是說，如果香港回歸前的制度、政策和法律要受單一審查標準的話，則回歸後的制度、政策和法律要受到雙重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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