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看過彭德懷的“萬言書”，把煙蒂擰入煙灰缸，苦笑說：“彭德懷送給我看的盡是消極材料，盡給我送消極材料。”他停下來，認真將一枝香煙插入煙嘴，繼續說：“彭真、王任重、陶鑄、柯慶施送的材料積極。”吸燃香煙後，他還說過兩句：“這個人敢講真話。”“容易得罪人。”
只要不是書呆子，誰都懂這樣一個基本道理：真話不見得是對話。正確與否的標準不只是簡單一個真話假話，還與時機、形勢有關，更與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有關。同樣一句真話，十年以後講也許是對的，十年以前講也許就“錯”了，錯在不利於大局。
毛澤東在承認彭德懷是講了真話的同時，也敏感到了另外兩個問題：一是赫魯曉夫一九五八年在北京當面嘲諷中國的“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彭德懷在“萬言書”裡也用上了這個觀點。二是“促進派”提醒毛澤東注意信中的“抱怨情緒”蔓延開來，“亂了思想”、“洩了氣”，六億人洩了氣可不得了！
毛澤東當然明白非常時期（或叫困難時期）氣可鼓不可洩的道理。他沉住氣，要看看“另一種傾向”到底有多嚴重。
七月十七日晨，廬山上的與會者都拿到了大會印發的被冠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文件。第二天，周小舟發言支持彭德懷。向時，赫魯曉夫也在波蘭發表了批判和反對中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講話。
七月二十日，張聞天發言支持彭德懷。第二天，蘇聯和波蘭通過新聞媒介公開批判反對“人民公社”、“大躍進”，開始了中蘇之間意識形態的論爭。台灣中央社和美國各報迅速轉載並評論了蘇聯的文章。這期間，山下一些黨員幹部的批評意見也紛紛送上山來。
於是，從杜勒斯到蔣介石，從赫魯曉夫到山上山下的黨內“持不同政見者”，惡意的攻擊和善意批評便交匯混雜，在毛澤東腦子裡形成一個“合唱團”，形成一種“大氣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