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奇跡”與政治體制改革
“後30年”有一個醒目現象，即經濟體制改革或伴生或催生著一系列其他領域的改革，這些改革包括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以及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等。鄧小平在總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系列新的政策時說：“就國內政策而言，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條是政治上發展民主，一條是經濟上進行改革，同時相應地進行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
事實上，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今，中國從未停止過多種層面改革的步伐，包括政治體制改革。如果真如部分外媒所說，中國近幾十年幾乎都沒有政治體制改革，那麼該如何解釋中國這30多年的“經濟奇跡”？鄧小平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強調，“政治體制改革同經濟體制改革應該相互依賴，相互配合。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取決於政治體制改革”。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通過執政黨的內部制度建設來向前推進。換言之，執政黨內部的改革，執政黨體制的完善，實際上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歷史社會環境、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係、中國的市場經濟結構，需要什麼樣的政治秩序與之相適應，並沒有現成模式可以套用。越是發展快的社會，在共識的形成上可能越困難。因此，國內有一個強大的組織力量顯得極為重要。
現在的中國不用說與1949年相比，即使是與上世紀80年代相比，都已發生了全方位的巨大變化。無論是國家的財富積累、制度化和規則化建設，還是普通民眾的生活質量、教育水平，均發生了巨大的進步。
事實上，中國執政黨堪稱世界上最善於變革的政黨。貫穿於歷屆三中全會的永恒主題便是“改革”。不止經濟體制改革，始於鄧小平時代的內部變革，延續至今。任期制、責任制、差額選舉制等執政黨內部的改革步伐一直在向前行進。以黨內民主為例，中國地方官員選舉的差額比例越來越大，競爭性成分越來越高；中共代表大會黨代表選舉差額比例、公開透明程度均在不斷增加。甚至，中國執政黨開始引入以黨內民主方式產生高層領導人和重大決策的機制。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學者李成就認為，黨內民主等內部建設不僅反映了中國的精英政治需要制度化的新規則和新規範，而且還可能提供一個漸進的和可控的中國式民主的實驗。
正如鄧小平所說，“所有別人的東西都可以參考，但也只是參考。世界上的問題不可能都用一個模式解決。中國有中國自己的模式”。換言之，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式。當然，中國模式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中國體制模式的形成可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風風雨雨和執政黨內部的經驗教訓，都將是改革的動力。
讀懂中國，先要讀懂中國改革的事實，與其中的邏輯。
十八屆三中全會：改革史上重要一筆
再過幾天，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就要召開了。中國和世界之所以如此期待此次三中全會，本質上來講，是期待中國改革，期待中國改革惠及更多的國內公眾乃至世界人民。
此次全會的主要議程是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問題，被認為是習近平、李克強等新一屆領導人全面闡釋執政理念、推出深化改革路線圖的重要時點。此次三中全會是在中國發展的一個關鍵點上召開的，無論這次三中全會將出台什麼樣的改革方案，都將為中國改革史寫上至關重要的一筆。
事實上，新一屆中央領導層履新伊始，“深化改革”的議題就被提到了極為重要的戰略高度。一個異常明確的信號是，2012年12月31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的主題就是“堅定不移推進改革開放”。今年適逢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5周年，也是改革開放35周年，中國領導人已經明確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提出“綜合改革方案”，財政、金融、價格、企業等改革都會走向深入，而且“改革範圍之廣，力度之大，都將是空前的”。
然而,與前幾輪改革相比，這一輪改革的難度和阻力更大。對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小勁在接受本報採訪時指出，“改革開放三十餘年，容易改革的領域已基本完成，剩下的都是代價更大的改革。與30多年前相比，歷史環境已經有了很大不同。30多年前的改革主要敵人是意識形態障礙，如今的改革難點主要是‘利益’障礙。”
跟35年前相比，當下的中國在經濟上要發達得多，社會狀況也複雜得多，中國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因此，人們期待的改革應該是大膽而審慎的改革，即“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正如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埃斯瓦爾.普拉薩德在英國《金融時報》所說，“大爆炸式的改革可能招致那些渴望維持現狀的人的強烈反對，從而破壞長期的改革事業。中國政府的謹慎或許反映了其經濟和政治智慧，而非缺乏誠意。”
相信，十八屆三中全會將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民族復興“中國夢”提供巨大“正能量”，值得在中國改革史上大書特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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