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因為這個所謂政府行政權力對微觀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它就造成一種我們經濟學上叫做尋租的環境，這個尋租活動它的特點就是因為有行政群體的干預，就造成了租金，於是你找到了這個權力，就能夠拿到租金。當你這個政府的權力越來越大，它手裡的資源越來越多，那麼這腐敗活動肯定是越來越嚴重了。所以這就有了一個利益，有了尋租就會有人設租，堅持原來的權力不退出經濟生活，而且要擴大這個權力，它就有一個利益的基礎在這裡。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從而也就形成了一個……
吳敬璉：特殊的既得利益。特殊的既得利益者他就不但要保持這個權力，而且會要擴大這個權力。所以這個改革，中央有一個提法，它一到執行的時候，它就會受到阻礙，甚至扭轉方向。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那這些年當中大家都還記得您曾經提出過這樣的一些概念，比如說既得利益集團，還有權貴資本主義等等這些都是改革的阻力。那麼這樣的問題，您認為還會出現嗎？
吳敬璉：當然會出現，當然會出現。因為你侵犯他的利益了，你一個決定，侵犯了許多人的利益。所以是要清醒的意識到它是會有阻力的，會有障礙的。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在過去的30多年的改革當中，我們建立市場經濟體系是經歷了一個非常難忘的過程，而且是波瀾壯闊，有爭論也有妥協，如果說讓您回過頭去再回望一下過去的30年的歲月，您對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您最願意談的經驗和教訓是什麼？
吳敬璉：我想這就是說，執政黨、政府和大眾，形成一種共識，能夠有比較強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來把改革推向前進。這是我們之所以能夠取得這些重大成就的根本性的原因。這種共識的形成，它是有一定條件的，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時候，很快就形成了共識。為什麼呢？因為已經山窮水盡了，所以大家都覺得非改不可。可是到了後來，你看，到二十一世紀初期，是不是這個黨中央的決議也指出來了，經濟發展還存在許多體制性障礙，所以一定要在一些重要的方面進一步改革。但是那個情況之下，好像這個共識就有點不那麼一致了，因為有些人覺得一方面你這個改革會損害我的某些利益。另一方面這個經濟很好，二十一世紀初期這個經濟不是很好的嗎？那為什麼要改呢？所以他就放慢下來了。這次因為十八大前有比較充分的討論，好像在多數人裡面又形成了共識，所以十八大通過決定大家都表示擁護，十八屆三中全會這個決定公布以後，這個支持的群眾的聲音就更強烈了。但是要警惕，要警惕。
《經濟半小時》記者王小丫：要警惕什麼？
吳敬璉：要警惕因為它到底現在這個意識形態方面的障礙，也許比八十年代要小一些，但是既得利益方面的障礙，也許比那個時候要更強。現在這個既得利益可是不得了，那個權力能夠尋租，這個數額是大的不得了。
吳敬璉：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這個提法是非常的重要
從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兩個字的變化整整用了二十年。目前，改革最大的阻力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來自多年高速增長過程當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者。仰仗公共權力或資源而獲得既得利益的群體正在考驗著中國改革的決心。那麼對於改革中的具體領域和具體問題，吳敬璉先生有著怎樣的觀察和思考呢？ 《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關於農村土地改革的說法備受矚目。那麼農村土地究竟該如何入市？會不會引發新一輪的圈地運動？小產權房究竟何去何從？我們究竟該如何理解決定的內容？一起來聽聽吳敬璉先生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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