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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圖：中國殲11戰機掛彈編隊飛行。 |
首先，區別對待美日，狠挫日本銳氣。1958年金門炮戰時，美國軍艦為國民黨軍運輸船和軍艦護航，中央軍委指示只打蔣艦，不打美艦，如今對付美日同盟可以如法炮製。對日本的軍機要果斷及時攔截，強化識別區的可信度，展示領導人的意志力，但是對美機的處置尺度可以放寬。東鄰軍國主義勢力絕對不是一小撮，日本社會已總體右傾，國人切忌對其抱有幻想。
其次，手握籌碼，逼日談判。日本的和平憲法是二戰後東亞秩序的基石，不允其擁有遠程導彈和航母等重量級裝備。中國仍需攜手美國、韓國等戰勝國，敦促日本謹守和平憲法，約束其猖獗的軍國主義汹勢，從而為解放軍贏得更多戰備時間。基於此前提，中美把日本控制在二戰後法理體系內，共同構築東海危機管理機制。如果東京坐上談判桌，實際上就承認了釣魚島的爭議性，自為其重大挫敗。
再次，保持克制，不打第一槍，繼續採用蠶食方式進取。解放軍在判明威脅達到一定程度時，會相機出動軍機予以識別處置，但仍須保持淡定，不急不躁，按照自己的線路圖行事，因為在中國經濟持續中高速增長的形勢下，時間顯然在中方一邊。十餘年之後，鑒於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美國在東亞恐會退避三舍，而面對非理性的東瀛政客，北京將獲得居高臨下的戰略位勢。
一言以蔽之，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彰顯了中國外交戰略的轉變，標誌著“韜光養晦”時代的正式終結。與東京和華盛頓的衝突只是成長中的煩惱，不會驅使中國走上窮兵黷武的道路，因為中國夢的理想目標是國家和平崛起，促進世界和平與繁榮。奉行“辯理交利”政策，秉持費邊戰術，全面夯實核武和海空軍威懾力量，運用法理鬥爭維護國家安全與發展權益，這當然是中國外交的全新氣象。我們不得不為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喝彩！（作者為英國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博士，現為香港智庫天大研究院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