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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經入政”已成為兩岸經濟互動繼續向前發展的內在需求。 |
中評社╱題：兩岸“先經”與“後政”的關係之辨 作者：王英津（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就當下兩岸關係來說，經濟互動是推動政治互動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也僅僅是較其他因素更為關鍵、更具基礎性而已。兩岸經濟互動並非必然帶來政治對話與協商，因為兩岸政治關係是相對獨立於兩岸經濟關係的另一“領域”。
•儘管兩德分裂性質（完全分裂）與兩岸分裂性質（不完全分裂）有所不同，但當年兩德特別是西德處理雙方“經濟-政治”關係的實踐，可以給我們處理兩岸“經濟-政治”關係提供以下啟示：第一，從“反獨”的視角看，經濟互動使得分離主義難以得逞。第二，從“促統”的視角看，經濟互動可為最終和平統一奠定基礎。第三，要用政治行動來化解經濟互動的障礙。
•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於經濟與政治關係的論述，還是德國統一進程中處理經濟互動與政治互動的作法，抑或歐盟由經濟合作到政治統合的經驗，儘管它們對於經濟和政治關係的論述和實踐各有所側重，但基本共識有二：一是經濟關係對於政治關係具有重要影響，特別是能為政治問題的解決創造基礎和條件；二是政治關係對於經濟關係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欲深化和擴大經濟互動需要有政治上的努力和行動。
自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發展，但遺憾的是，隨著兩岸經濟的熱絡交流與合作，兩岸政治關係卻裹足不前，呈現出“只經不政”[1]的局面。針對這一局面，有人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決定政治的原理，認為兩岸“只經不政”是暫時現象，“由經入政”是一個必然的自然而然的能動過程，不必人為推進；也有人因當下台灣方面“只經不政”而對我們“先經後政”的對台政策產生了動搖和懷疑。那麼，兩岸“先經”能否必然帶來“後政”？如何評估經濟交流的政治影響力，如何科學看待當下“只經不政”的尷尬局面，以及如何實現“由經入政”等一系列問題就成為我們必須正視和回答的問題。基於此，本文結合相關理論與實踐，擬對如何觀察和解釋兩岸“經濟—政治”互動關係提供一個合理的視角與方法。
兩岸“先經”能否必然帶來“後政”：
從“經濟決定政治”說起
儘管兩岸都主張“先經後政”，但事實上，兩岸對“先經後政”卻有著各自不同的理解。台灣方面雖聲稱“先經後政”，但並不認為“先經”與“後政”之間存在著必然關係；在大陸，有些人從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決定政治”的原理出發，認為“先經”與“後政”之間存在著必然關係，即兩岸經濟互動必然會帶來兩岸政治對話與協商。這種觀點是對馬克思主義關於政治與經濟關係原理的一種誤讀，是片面的“經濟決定論”。那麼，如何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與政治關係的原理，以及如何運用這一原理來指導我們觀察和分析當下兩岸“經濟—政治”關係的互動呢？我們尚須回溯到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始論述。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與政治關係的論述，導源於其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關係的論述。19世紀中葉，馬克思和恩格斯出於創立唯物史觀的需要，注重從經濟的角度來把握政治。1845至1846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第一次把政治同一定的生產活動方式聯繫起來，用“歷史——經濟的觀點”來分析問題。隨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等文獻中反復強調不能就政治談政治，而應從社會經濟關係的深處來發現政治本質的規定性。“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產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任何形式總是自然地同勞動生產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產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和依附關係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獨特的國家形式，找出最深刻的秘密，找出隱蔽的基礎。”[2]“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的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3]馬克思和恩格斯當時之所以緊扣經濟來談政治，是因為他們之前的唯心主義學派都本末倒置地離開經濟基礎來談政治，如黑格爾等人就把歷史看成是“絕對觀念”的體現。為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對經濟和政治之關係作出了符合歷史實際和時代發展要求的解釋，認為經濟與政治之間存在著決定與被決定、作用與反作用的辯證關係。一方面，經濟是政治的基礎；另一方面，政治又不是簡單地被經濟所決定，它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政治上層建築經常並不緊跟經濟基礎的變革而變革，它往往會落後於經濟基礎並與經濟基礎的發展要求相矛盾。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與政治關係原理的基本觀點。
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上述原理來指導我們發展兩岸關係，無疑是一種可取的態度和作法[4]，然而，由於片面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與政治關係的原理，甚至對該原理中的個別概念存在誤解，加之簡單地、機械地照搬套用，致使實踐中出現了以下兩種錯誤認知或觀點：一是從經濟決定政治出發，認為只要兩岸經濟互動達到一定程度，政治對話與協商就一定會自然而然地實現，該觀點把兩岸經濟互動與兩岸政治互動之間的關係簡單地理解為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過分誇大了經濟互動所能產生的政治效能。二是因兩岸政治對話與協商暫時難以取得突破和進展而產生悲觀情緒，開始懷疑“先經後政”政策的正確性。該觀點低估了經濟關係對政治關係的影響力，也沒有以發展的眼光看待問題。具體言之，導致這兩種錯誤認知或觀點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沒有準確理解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決定政治”中“經濟”的內涵。“經濟決定政治”這一論斷中的“經濟”，其含義是指客觀存在的生產方式、生產力等物質存在。這可以從恩格斯的另一段論述中得到證明，他說：“我們視為社會歷史的決定性基礎的經濟關係，是指一定社會的人們用以生產生活資料和彼此交換產品的方式來說的。因此，這裡面也包括生產和運輸的全部技術和裝備。這種技術裝備，照我們的觀點看來，同時決定著產品的交換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從而在氏族社會解體後也決定著階級的劃分，決定著統治和從屬的關係，決定著國家、政治、法律，等等。此外，包括在經濟關係中的還有這些關係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和事實上由過去沿襲下來的先前各經濟發展階段的殘餘，當然還有圍繞著這一社會形式的外部環境。”[5]可見，恩格斯在這裡使用的“經濟”概念大體可包括生產的交換方式、生產的技術裝備、地理環境和傳統殘餘等，這些方面均屬於生產方式的範疇，他在這裡並沒有把具體經濟工作納入到作為歷史決定性基礎的“經濟”的範疇。分析至此，我們可以發現，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決定政治”中“經濟”的涵義與兩岸經濟互動中“經濟”的涵義有著顯著的不同，筆者將這些不同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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