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以上述Web2.0之情境設想，兩岸在推動政治與軍事互信前提難以前進之時，為避免兩岸政治與外交的“零和”遊戲困境，以建構主義思路，從低級政治的海上救援、聯合反恐和共同保釣研究等出發，循序漸進，逐步建立1+1大於2的“兩岸互信2.0”的新思路。因為安全問題不同於政治問題，是兩岸共同面對，而且是不能回避的現實問題，如重大自然災害、核能安全互助、台灣海峽通道安全、東海南海主權維護等，皆非兩岸單方一己之力所能解決。
1990年7月，澳大利亞前外長埃文斯（Paul Evans）依據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The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模式，提出召開“亞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倡議，並指出：“未來的亞洲安全結構，應涉及一種全新的體制過程，在亞洲正如在歐洲一樣，應有能力形構一種框架，以便陳述和解決安全問題”；1993年9月，Evans進一步闡述合作安全的觀念。“合作安全”正是亞太地區在冷戰後所形成的一種新的安全觀，其強調通過國際合作的途徑，預防、遏制國家間的矛盾與爭端，並實現國家與地區安全。事實上大陸學者也提出了合作安全觀的核心有四個層次：
1、合作者的包容性：一方面是參與者的包容性，即對於任何一個行為體，不論其觀點為何，政體性質如何，在國際組織中的地位如何，亦不論其是否參與其他多邊論壇，均有參與能力；並強調非國家行為體與國家行為的一致性，均有能力參與合作中的各項過程。另一方面是探究議題的廣泛性：合作安全是基於“綜合安全”（ comprehensive security）的理念，設定對話與討論議題，因此其所涉及者必然是包含多領域、多層次。
2、合作過程的漸進性。合作安全是一種廣泛的安全取向，在範圍上是多向度的，在性質上是漸進的；強調確保而非威嚇；是包容性的而非排斥性的；在成員上沒有限制；喜好多邊主義(multilateral principles)勝於雙邊主義(bilateral principle)；在解決問題上偏好採取非軍事解決辦法；認為國家是安全體系中的主要行為者，但也接受非國家行為者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要求創立正式的制度，但也不拒絕；此外，亦強調在多邊基礎上形成的“對話的習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