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的錢尚文（河北省張家口市）先生提出“兩岸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分享相對獨立的治權。……有邦交的國家中，各自代表中國行使權利。……其國際組織中，‘中華民國’政府以中華台北名義代表中國台灣地區參與國際相關事務。……將兩者絕對等同，就有可能在國際上造成事實上的兩個中國，給將來兩岸和平統一留下難以估量的隱患。所以這種政治安排絕不是合情合理的安排。”（錢尚文，2012-12-28國家統一前政治安排如何做到合情合理 ）
上述的“合情合理的安排”的特點，有些類似美國學者葛來儀（Bonnie Glaser）的建議“北京應該更有度量地在這個議題上展現善意，因為這對台灣非常重要”（給台灣國際空間有利中共國際關係，2013-12-13）。然而從胡錦濤的“胡六點”提出“可以通過兩岸務實協商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不就是希望在一個中國的前題下，找出“對於台灣參與國際組織活動問題”的解決方案嗎？所以在“台灣的國際空間”問題的癥結，並不在“北京應該……”，而是在台北並無在“一個中國的前題下”去談的意願，其結果就只能對北京提的“合情合理”建議，而台北永遠覺得不夠“合情合理”，或根本不“合情合理”。
從判斷“合情合理”的標準類來看，俞正聲提出“民心到不到”的問題。他說：“民心到，內涵就能放大，速度就可加快；但若民心不到，就適得其反。”（民心到就是合情合理的安排，聯合報社論，2013-05-25）張志軍提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問題。他說：“考慮到現實問題以及一個中國的基礎，尋求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就是合情合理的安排。”（張志軍，一中框架下兩岸應探討“合情合理”政治關係，趙琬儀台北特派員，2013-05-24，大公網。）
另外有建議：“充分尊重台灣”的文章說，“北京只有充分尊重台灣在兩岸統一前的身分與地位，才可能有合情合理的安排。未來兩岸任何一方過於堅持己見或採取強勢作為，皆無助於化解分歧，反易於加劇兩岸政治互信與民族認同的疏離感。”（合情合理安排台灣國際空間，2012/12/07，）有的提出以“牢固的一個中國共識”，文章提出“台灣的國際空間無法脫離兩岸關係，兩岸關係在台灣的國際空間之上，沒有牢固的一個中國共識，台灣的國際空間就到了極限。”（台灣國際空間的“極限”，華夏經緯網，2013-03-25）
從“合情合理”的過程來看，俞正聲在接受台灣媒體訪問時說：“合情合理安排兩岸在國家尚未統一前的政治關係是一個‘進行式’，這是一個實踐的過程，要不斷探索商討，這沒有現成模式，需要雙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需要兩岸民眾能夠接受，取決於兩岸雙方共同的努力。他指出，相向而行，是指大家都向一個中國的目標去走，而不是背向而走；如果背向而行，‘合情合理’安排的目標就出不來了。”（俞正聲頻發聲自下而上推動兩岸政治對話，2013-5-23）過程如何做才“合情合理”呢，俞正聲提出過兩個建議：一是在2013年2月的對台工作會議上，俞說“要鼓勵兩岸學術界從民間角度就解決兩岸政治問題開展對話”（2013年2月19日，俞正聲出席2013年對台工作會議並作重要講話），到了同年的3月俞正聲說，“馬先生得創造環境啊”，他如果想做，總要支持民間的政治對話論壇，和平協議、教育文化交流總要促進吧。（兩岸政治安排得創造環境：記者林則宏／北京，2013/03/23，世界新聞網）也有文章建議“最可行的方法是以堆積木方式，選擇單純性、互利性的小合作、小協議著手，慢慢堆疊出大協議。”（合情合理安排堆積木推進統一，2012-11-18）
細讀以上的文章，可以發現：
第一、“合情合理”本身就是值得大家深入討論的議題，大家的意見也不一致，因此，真正引起關切的共同而細緻討論的、精準討論的也不多。
第二、“合情合理”的頂層設計的設想，不論多“合情合理”，都不能忘記一個簡單邏輯困境，即兩岸接受任何“合情合理”的頂層設計之後，到雙方達成“合情合理”的頂層設計之間，兩岸的身份和定位是什麼？邏輯上說，此一身份和定位未定，則兩岸關係不知道是“誰與誰在談”；但是如果說兩岸在達成“合情合理”的頂層設計之前，就已經同意了“身份和定位”的情況下，那就無需再談了。
第三、王毅說：“合情”就是照顧彼此關切，不搞“強加於人”，“合理”就是恪守法理基礎。對“合理”的說明，比較沒有問題，但是“合情”是很不容易達到的，因為兩岸所謂的“合情”是在“一個中國”基礎上的“合情”，因此，很難使一部分的台灣人民覺得是“合情”，他們會認為“一個中國”就是強加於人，不論他們的認定是否為“是”，都說明兩岸的所謂的“合情合理的安排”，幾乎沒有可能性。
當然本文無意否定上述的文章作者的努力和熱情，以及他們的某些創意，然而，從嚴謹的邏輯作分析，縝密地檢視思惟的缺漏，原本就是作研究的基本要求，只有經歷這樣的對話，才能使建議更具有可行性。
“合情合理的安排”的反思
1979年之後，中共配合建設國家的發展策略，及台海客觀環境的變化，將對台政策從解放台灣到和平統一，隨後到了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一國兩制”的設想。當其時也，鄧小平認為這是“最合情合理”的兩岸統一的安排，在鄧小平的國家建設的策略中，應該是唯一有頂層設計的政治工程。然而，形勢的變化和實力上的制約，使得“一國兩制”的設想在兩岸關係上，一直未能成為現實。其後到了九十年代江澤民的“江八點”，也有許多新建議：如“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統一分兩步走”、“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是維繫全體中國人的精神紐帶”、“兩岸領導人總要有來有往”等；在大陸看來，這些也都是“最合情合理”的安排，但是，兩岸的“三通”到了中國國民黨2008年再執政才簽訂，經貿合作ECFA到了2010年6月才真正簽訂，其他的事項迄今未成事實。胡錦濤的“胡六點”提出兩岸在和平發展時代，可以做、應該做，必須做的“合情合理”的事，馬政府迄無完整全面的回應。
在中華民國方面，1991年2月由中華民國國家統一委員會（簡稱國統會）於1991年2月23日國統會第三次會議通過，並於同年3月14日獲行政院2223次會議通過的“國家統一綱領”，甚至連民進黨掌權時期的“四不一沒有”、“統合論”、“建立兩岸和平發展框架”等，應該說也都是台北方面認為“合情合理的安排”，當然這些也都沒有任何實現的可能。馬政府最近提“APEC的兩岸領導人會面”，更是一再強調這是“適當場合、適當時機，以適當身分進行”的會面，（王郁琦，兩岸領導人見面APEC是適合場合，大公報，2013-12-31）北京則不以為然。（台辦新聞發言人范麗青就近期兩岸熱點問題答問， 2013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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