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述的回顧“合情合理的安排”的失敗範例，告訴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兩岸之間“合情合理的安排”的可行性，在於我們在邏輯上必須回答，而且在行動上必須處理好以下的問題：
第一、所謂“合情合理”是“合”誰的“情”，“合”誰的“理”？
第二、“合情”與“合理”可能同時實現嗎？如果是否定的，如何選擇？
第三、要得到兩岸之間“合情合理的安排”的答案，勢必通過平等協商，假如一方不願，或不能協商，有可能有“合情合理的安排”的答案嗎？
首先任何現代化政府政策的提出，必然是經過許多官僚系統的作業流程，重大的政策，還有“智庫”的介入先前作業，從資訊的蒐集、分析、討論、研判再作出多種建議，再到官僚體系中的會議、評估等等理性主義的過程，因此，政策的出台，必然是“合情合理”，至少從自己的角度是被認為“合情合理”。這一點表現在兩岸領導人的兩岸對策宣示中，更是如此。那麼何以總是得不到預期的“合情合理”回應呢？這裡至少有兩個障礙：一是認識不足；二是不自覺地合我的“情”，合我的“理”。
從認識不足來看，兩岸由於長時間的隔絕而且在相互醜化，以至雙方在自己心中都存在著己方所形塑的“對方”，而且根深蒂固地認定對方，就是我所形塑的樣態；兩岸開放交流之後，雙方並未開放自己的認知，反而是從雙方的差異去更多的強化自己原本的“對方”，證成“對方”以驗證自己的“正確性”，其結果交流並未增加認識，這樣的認知局限下所作的建議和決策，自然不易獲得自己期待中的回應。
從合我的“情、理”來看，主要是源自每個人，每個法人必然有自己的立場或原則，這些立場和原則往往就是構成“人、我”差異的一部分，從而也是自己認知事物的起點，以本文的“兩岸關係”為例，例如“一個中國”的立場或原則，就是北京當局自我認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實台北當局如果不是中國國民黨選錯了領導人，以至後來的政黨輪替，則中華民國的“一個中國”的立場和原則，也是不會輕易改變的，當然兩岸對“一個中國”的內涵各有不同。因此當我們講“合情合理”的時候，自覺或不自覺地是合我的“情、理”出發，去兼顧對方的需求，而兼顧的方法也只能是解釋的調整，但無論如何自己的立場或原則不可能也不應該放棄。如今兩岸關係的困難就在於北京當局的立場或原則，恰是台灣民進黨所極力要迴避的立場或原則，而中國國民黨的接受也是在口頭上而已。是以雙方的“合情合理的安排”的難度，是以難以想像的。
其次在“合情”與“合理”之間的選擇性，顧名思義而言，“合情”是偏重情感，而“合理”則重在理性原則，以兩岸經貿關係來看，基本上在大陸比較還是講政治“合情”原則多於經濟“合理”原則，從而我們才能看到兩岸之間，在短短五年簽妥了19項協議，如果兩岸之間也是以經濟理性作為合作原則的話，恐怕就不是現在的成績。所以在兩岸的經濟關係上大陸是探“理在情下”的處理方式，而台灣也坦然接受；現在的問題是當兩岸論及政治關係時，大陸的作法顯然是理在情上，即一中原則是不變的立場和原則；而台灣方面亦復如此，於是兩岸都覺得自己講的東西只要有道理，加上雙方並不互信，因而這裡能談“情”的空間就十分有限。而任何的頂層設計，必然從自己的“合理性”為基礎，結果此一設計，不論多浪漫、多誘人，只要有“合理性”為基礎，一切設計就不可能成為事實，而此一現象，隨著兩岸認同差異化的增強，所謂“合情合理的安排”實有越來越不可能的趨勢，是以兩岸的政治關係的安排，只能先求“合理”。
所幸在“合理”上，兩岸所談同樣是國家或主權，依據歷史和現實的經驗只有在談判中尋找解決的可能性，而以兩岸關係的特殊性在雙方沒有定位之前，又不可能有政治談判，特別一開始就企圖以“一國”去包括兩個平等政權的設計，不論是現在的、進行時的或是未來的都是無法啓動的。所以現今兩岸開創了兩種可能：一是兩岸兩會模式；二是陸委會和國台辦模式。前者在過去五年已有成績，但是仍不足以啓動政治協商；如今又有了“陸委會”和“國台辦”模式，此一模式的背後代表的是，兩岸間進入在“主權沒有爭議，治權啓動協商”的新階段，其實這就是兩岸關係合理化的開始。既然進入了合理化的初始階段，則現階段的“合情安排”就有可能慢慢浮現，特別是在美國不橫加干預或強力阻止的情況下，這樣就有可能邁向現階段的“合情合理的安排”。由於台灣會有政黨輪替的變化，因此，現階段的“合情合理的安排”，有可能因不同的政黨掌權，而遭中止、擱置，或行政杯葛、或擴大解釋，以致出現兩岸之間的緊張，是以現階段的“合情合理的安排”也不是沒有變數的。縱無上述的內因，外在結構、形勢的變化，也可能導至階段的“合情合理的安排”面臨重新安排的問題。
其三是假如一方不願，或不能協商，可能出現什麽樣的“合情合理的安排”答案：從台灣的現狀來看，由於台灣的兩黨在兩岸關係的假設前提上南轅北轍，相距甚遠。以民進黨新近公佈的“2014對中政策檢討紀要”，（中國事務委員會通過“2014對中政策檢討紀要”之附件檔案，2014-01-09）來看，當前的民進黨在兩岸政策，開了半年多的會，最後得出一個完全沒有任何亮點的“紀要”。（民進黨對中政策謝長廷批：迴避，2014-01-10；郭正亮：民進黨對中政策回到原點，2014-01-10，美麗島電子報，江浪/整理）中共的“國台辦”對“紀要”的評論是“它依然頑固堅持「一邊一國”的“台獨”立場，無視台灣各界對兩岸關係發展的主張和呼聲，以所謂“國家安全”阻礙兩岸正常交流，以所謂“核心價值”煽動敵意和對抗。」（民進黨頑固堅持“台獨”立場，2014-01-10）在此情況下，民進黨的保守，如果越有機會在台灣選舉中獲勝，則對兩岸關係的長期和平發展的制度化，也就產生越不利的影響。不但民進黨和北京之間，不可能對話，甚至影響到泛綠智庫與大陸智庫的交流和對話。當然在思考兩岸間“合情合理的安排”時，不能在野和執政有可能出現巨大的落差如七十年代美國的尼克森，九十年代印度的瓦杰伯伊（Atal Bihari Vajpayee，1924年12月25日，三度任印度總理，兩人在選舉時高舉反共、反中的大纛而獲勝，就任後均開啓破冰之旅，拉攏與北京的關係），以右派起家贏得政權與左派妥協。然而更大的可能性是兩岸之間，屆時再次出現溝通的障礙，兩岸間的一方“不願或不能協商”的情境下，則“合情合理的安排”的可能性如何？
我們以為一旦官方中止交流，就不能不強化在兩岸民間，尋求搭建兩岸民間組織之間“合情合理的安排”的途徑和方法，特別是兩岸民間組織（所謂“民間組織”就是從組織的角度看，不以“國家”為典範的團體組織，它不擁有任何強制權力，其主要特點是共同目標、自願參與、平面結構。）共處國際社會的“合情合理的安排”。兩岸民間組織在國際社會的共享，一方面可以繞過主權的議題，也可以探討合作的方式與可能，從而建立工作互信，以便於為未來官方的國際社會的共享提供參考。而兩岸民間組織，特別是有著共同目標導向的利他型的民間團體，應該是最有合作可能性，因為真正於利他的目標的話，參與的多少必然和目標的完成成正比，其他的問題特別是政治議題，自然就不是考量的範圍，何況有些兩岸的事務必須通力合作，例如生態議題，海洋議題，疾病管制、全球化議題、文化議題等都必須從兩岸民間合作到共同邁向國際，或是從合作到跨岸組建團體協同努力，這都可能是兩岸民間的“合情合理的安排”。
結論
從以往的經驗來看，歷來按所謂“合情合理的安排”設計的方案，如一國兩制，一國良制，一屋兩室，一中兩國，一國兩區，一國兩席，特殊兩國，一邊一國，都從來沒有實現過。何以至此，原因在於當我們認為需要合情合理的安排時，其潛台詞就是現行的狀態，是不合情合理的，那麼不合誰的“情、理”，肯定是我的“情、理”，不會是不合對方的“情、理”，否則對方自己會調整；既然是不合我的“情、理”，則新設計的方案必定是我認為“合情合理的”；既是我的“情、理”，對方肯定猶豫或拒絕。所以中共“十八大”才提出，“希望雙方共同努力”尋找“合情合理的安排”。既是雙方共同努力，我們就應該首先尋找“共同努力”的方法，方式，然後才能破除合我的“情、理”的設計局限性。
所以本文以為，“合情合理的安排”從“雙方共同努力”出發，先尋找定義、設定過程，才能出現雙方可接受的“合情合理的安排”。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4年2月號，總第19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