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南京安全區”檔案。南京淪陷時，留在南京的美、英、德、丹麥等國外籍人士，出於人道主義，建立了一個國際救濟機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它為未及逃離南京的難民提供了一個避難的處所（即難民區）。但是，日軍不顧國際信義，對逃避在這裡的難民大肆進行屠殺、搶劫和奸淫。對日軍的暴行，當時國際委員會的外僑不斷向日軍當局和日本大使館提出抗議和呼籲。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裡，國際委員會向日方遞交的公函就有69件，遞交的暴行報告有428件。如“第二十六件，十二月十六日，日本兵從赤壁路九號，抓走了十四名佩戴我們臂章的志願工人，不准他們攜帶自己的行李物品。同時，我們的兩輛卡車，也被劫走。”［1］“第三O三件，一月三十一日，四象橋一位年過六十的婦女，被日本兵強姦後，又用刺刀刺進她的陰戶慘死。” 1939年，徐淑希將這些公函和報告編輯成《南京安全區檔案》出版，原書是英文，後譯成中文和日文，它是外籍人士目睹日軍暴行的實錄。
3、駐華使館外交人員檔案。1990年，在德國檔案館波茨坦分館發現了當年德國駐華使館人員羅森親眼目睹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後，向德國外交部報告的約200頁檔案。如1937年12月24日，他乘船去上海時，在南京郊外看到“堆得像山一樣的平民打扮的人們的屍體”。
4、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是1937年11月建立的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的延續性組織，自1938年2月安全區解散以來，該委員會一直作為一個純粹的非官方救濟組織，依靠捐款堅持進行人道主義的工作。該委員會曾委托本會成員金陵大學教授劉易斯·史密斯（Dr·Lewis S·C Smythe）及其助手，對南京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市、郊區人民在日軍暴行中受禍情況作調查，史密斯於同年6月寫出紀實性報告——《南京戰禍寫真》，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進行了揭露：“‘搶劫’大體上涉及到城裡百分之七十三的房屋。在城裡，城北區被搶劫的房屋多達百分之九十六……城裡平均每個地區有百分之八十八的房屋遭到破壞，城外地區是百分之九十。城北區房屋遭受破壞的竟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二。”［2］
5、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信件、日記和音像資料。留在南京的外國人，他們把目睹的日軍暴行詳細而審慎地記錄下來，用寫信的方式告訴親友。1938年3月，英國《曼徹斯特導報》駐華記者田伯烈（H·J·Timperley）把這些資料匯編成《戰爭意味著什麼——日本軍在中國的暴行》出版。此書的中文版於1938年7月由漢口民國出版社，以《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書名出版發行時，郭沫若為此書作了序言。1995年1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在南京鼓樓醫院首次發現了美國醫生威爾遜（Robert Wilson）日記，該日記記錄了1937年11月底至1938年1月9日間，侵華日軍在南京燒、殺、淫、掠的暴行。此外，當年在南京挹江門外德勝教堂傳教的美國傳教士馬吉（John Magee），曾用一架70毫米的簡易攝像機，現場拍攝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後來，由費區秘密帶到上海，在那裡製作了4部拷貝，一部送給英國傳教士，一部送給德國外交官羅森（George Roson），一部帶回美國，一部留在中國。馬吉牧師當時還拍攝了一些照片，如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當年在鼓樓醫院獲救治時的照片（已在紀念館公開陳列）。這些錄像帶和照片，成為對日軍暴行最直接有力的揭露。
綜上所述，南京大屠殺並非百田氏所說的，是“1938年蔣介石曾任意宣傳”的，也不是“世界各國對此無視”的。
二、國際及中國“兩法庭”的判決早為南京大屠殺歷史作了法的定論
百田氏煞有介事地說：“戰後，在東京審判中，南京大屠殺如亡靈般出現，這是因為美軍為了抵消自己所犯的罪。”在這裡，他將矛頭直接指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指向主持東京審判的美國人，妄圖推翻國際法庭對日本甲級戰犯，包括南京大屠殺主犯鬆井石根的正義判決。需要指出的是，否定東京審判的結果，這是日本右傾勢力的一貫圖謀，他不過是步其後塵，加入反對戰後國際秩序大合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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