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直接的影響還有房價等生活成本上漲，“副中心”也一起患上“城市病”
保定就是個例子：聽聞保定將成為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重點城市後，各地的投資者紛紛進入保定看房買房，使得房價連夜上漲。而由可能的政策利好引發的樓市熱潮，似曾相識。早在2010年，國際化新城、區內規劃8條軌道，隨著通州新城規劃傳開、發酵，多重預期之下，通州區房價大幅上漲，投資購房一時占比高達四成，許多樓盤新房價格突破2萬元／平方米，一些樓盤價格甚至超過了北京城區的二手房價格。然而現實是，2010年以近3萬元／平方米的價格在通州購房的投資客，到現在才真正解套。可以說，對於保定、通州這些地方的不少人來說在還未消費到城市未來規劃的便利之前便先經歷了房價高企的“城市病”。
綜合看，城市圈、城市群雖好，但並不是萬能的
城市圈規模效應對促進經濟發展有益，但不能根治北京的城市病
中國目前成型的經濟圈有兩個：長三角和珠三角，如果再加上京津冀，這三大經濟圈能占到國內GDP總量的40%。相比於美國的三大都會區——大紐約區、五大湖區、大洛杉磯區，總的GDP占全美國的份額為67%，日本三大都市圈GDP占到了全日本的份額的70%來說還遠遠不夠。
但是東京城市群發展在促進地區經濟大發展的同時，也帶了一系列負面影響。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日本長期統計系列》，東京各圈層人口統計數據的變化顯示，雖然自二戰以後，東京的人口處於階段性的擴散狀態，都心、東京都區部和東京都分別在1956年、1964年和1968年開始從絕對集聚（人口的絕對數和比例皆增長）轉為相對擴散（人口比例下降）；不過，在範圍更大的東京圈和首都圈內，人口仍處於絕對集聚的過程。這就使得地價迅速飈升，同時，交通噪音等社會公害現象不斷發生，使得市民生活質量的提高與經濟增長非常不協調。
而世界其他主要都市圈的發展也都基本呈現這一特征。這表明，城市圈這一構想對於城市規模實施限制，總體上並不成功。所謂都市圈更大程度上是可以發揮規模效應促進經濟發展，間接的緩解某些“城市病”（比如中心城區的擁擠），反倒還會在如通勤時間等一些問題上加劇“城市病”。所以，認為城市圈和城市群能夠根治“京津”城市病並不現實。
結語
保定被炒作為“副都”、“副中心”的背後有京津冀發展極度不均衡的背景。而要彌合京津冀地區的差距，以及緩解京津嚴重的“城市病”，打造京津冀城市圈還有長路要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