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國家應當對多元文明形態負責
伊朗革命可以看作一個有著悠久文明和宗教信仰的國家對美國出於一己戰略利益而將自己價值理念強加於人做法的反彈。美國不尊重他國的宗教信仰、文化理念的作法最終使得美國和伊朗的關係走上決裂。從這方面講美國應該對美伊關係的惡化負主要責任的，美國對伊朗的敵意和指責在某種程度上是頗有“指責受害者”的意味。
早在19世紀末，為配合“天賦使命”理念支配下的海外擴張，美國宗教人士開始了海外傳教的衝動，其矛頭之一，便是包括伊朗在內的中東地區，但是最終以失敗告終。二戰後，為美國外交服務的現代化理論在伊朗遭遇失敗，也是有深刻意義的。然而美國並沒有積極檢討其失敗的原因，而是一意孤行，將其後一連串政策失敗全部怪在伊朗頭上，對伊朗指責有加。但是這些指責並不能令國際社會認可和信服。伊朗核問題的出現為美國堅持其對伊朗的敵意提供了口實，美國試圖利用有關國家對核擴散的恐慌，為繼續敵視排擠伊朗的政策建立“統一戰線”。伊朗擁有核武器是否就一定意味著核擴散的危險加劇，應該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美國先對伊朗貼了“激進”“瘋狂”的標簽，然後據此做出推導。
不可否認，核武器有擴散的風險存在，但是造成這種風險存在的更深層次原因是值得我們反思的，伊朗並不應該受到莫須有的指責。
可以說，美伊長期敵對，兩國國內在某種程度上均出現了特殊利益集團，這需要兩國政治家從長遠利益考慮，打破利益集團對國家利益的干擾和左右。冷戰結束已經二十多年，但是冷戰的遺產和冷戰的思維還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理和反思。人類社會在二十世紀經歷了太多的起伏波蕩，在取得輝煌成就的同時，也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接近自我毀滅的危險。二十一世紀需要解決人類生存所面臨的諸多全球性問題，需要國際社會成員，無論大小、強弱，捐棄前嫌，共同應對。合作應該成為二十一世紀國際社會的主旋律。然而，依然有政治勢力秉承舊思維，對歷史宿怨念念不忘。
與二十世紀相比，二十一世紀的國際戰爭提前十多年爆發，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在科技不斷進步、全球化進程加速、人類理性日益彰顯的二十一世紀難道還要重蹈二十世紀的某些覆轍嗎？這些都需要主權國家尤其是作為當今頭號強國美國進行深刻反思。
國際問題學者對於當前國際格局是否呈現多極化還是所謂“一極多強”持不同見解。但是不可否認，在世界文明格局中，多極並存的局面是長期以來就存在的。如果我們接受亨廷頓關於人類文明形態的劃分（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更早對人類文明形態提出過詳盡論述），中國、美國、法國、印度、沙特阿拉伯、伊朗、以色列等國都各自代表著一種文明形態，是人類文明的“極”。
筆者並不認同從文明衝突的角度來解讀冷戰後的國際政治，與其說是文明的衝突，勿寧說是某些文明之亞文明形態之間的衝突，如伊斯蘭文明的激進勢力，不但敵視基督教文明和猶太文明，其對本文明內部的溫和勢力也是持敵對態度的。反之，不同文明之間的某些亞文明形態也有合作對話的可能。如溫和的伊斯蘭勢力就可以與溫和的基督教和猶太教勢力展開對話。文明衝突不是當下的現實，但是國際社會應該努力使之避免成為一個未來可能會實現的預言。進入二十一世紀，作為不同文明主要載體的主權國家應當考慮如何進行更好地合作，實現文明的“不同而和（和平與和諧）”。只有不同，文明方顯魅力，也只有在“和”的狀態下，文明才有發展的空間，才能大放異彩。和平合作、共同發展應當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發展的主題，9·11事件以及其後爆發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應當警醒國際社會，不要使人類社會的發展在二十一世紀再度陷入災難境地。在這方面，作為人類文明當代載體的主要主權國家更加有責任去維護文明的對話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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