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4月27日電／環球時報刊載作者劉迪的文章指出，對於中日關係發展走勢，學者仁智互見。但從目前看，隨著奧巴馬訪日、發布聯合聲明，中日關係仍缺乏明顯改善跡象。筆者以為，未來兩國關係走向仍無法樂觀，應對中日關係對立的持久性有所估量，尤其是要注意到日本重新興起的“脫亞”思維。
近代以來，中日關係有好有壞，壞時居多。之所以會這樣，筆者以為可從兩國近代國民、國家構建過程找到答案。數年前，日本學者佐穀真木人寫的一本名為《日清戰爭——“國民”的誕生》的小册子指出，明治維新後，日本儘管建立了一個近代國家的框架，但日本人並未有“國民”實感。正是以舉國之力取得甲午戰爭的勝利，才讓日本人昂揚、亢奮。可以說，日本近代國家的成功記憶，來自對華戰爭的勝利體驗。而從中國近代國家構建來看，也與抵抗日本因素密切相關，甲午敗績、八年抗戰等歷史記憶，至今仍然是現代中國國家構建的主要資源。
當代中日兩國的對立，與國家初期記憶、國家構建存在密切關聯。既然如此，那麼中日是否會永遠對立下去呢？筆者認為，雖然徹底消除對立因素很難，但中日永遠對立是可以回避的。我們看到，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日關係相對穩定，合作順利。對這段歷史，我們應總結。當時，中日面臨共同威脅，彼此關係較好，而經濟成功也導致日本國民信心高漲，出現“回歸亞洲”的口號，希望在亞洲發揮領導作用。所以中日雖未解決前述歷史觀方面的對立，但雙方鑒於當時的特殊環境，可以主動、有效控制對立因素，實現合作。
然而隨著泡沫經濟破滅以及“失去的20年”，日本喪失了作為亞洲領袖的信心，進入21世紀後，日本又有人提出“新脫亞論”。這種觀點認為，進入21世紀，日本周邊危機四伏，與明治時代類似，要解除日本危機，就要建立“日美海洋國家同盟”，以應對周邊“壓力”和“威脅”。
其實，“新脫亞論”並非新理論，而是日本近現代與亞洲外交中的一種常態。日本政治學者豬口孝認為，日本的歷史是一個以在壓倒性優勢的中國文明面前確立民族自我為由，尋求脫離亞洲的過程。豬口說，這是因為日本對中國懷有一種深刻的文化負債感，從而導致日本社會產生要與中國保持一定距離的強迫性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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