瑪雅：進入60年代，隨著中蘇矛盾不斷激化，中國外交從“一邊倒”進入“反兩霸”時期，這也是一種應時局變化的戰略選擇？
章百家：“反兩霸”是在中美關係僵持、中蘇關係不斷惡化的過程中形成的。這個時期，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出現了偏差，主要是高估了美蘇合作的可能性以及戰爭和革命的可能性。這種偏差導致中國的對外政策日趨激進，試圖在推進世界革命的進程中發揮主要作用，以一種現存國際秩序挑戰者的姿態出現在世界舞台上。
然而，無論如何，中國領導人在這一時期為堅持獨立自主、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做的鬥爭是必須加以肯定的。正是因為中國敢於同時與美蘇兩個大國對抗，才得以在冷戰的大環境下逐步成為世界舞台上一支完全獨立的力量。
瑪雅：可不可以說，這種獨立自主、不畏強權的國際形象和地位，為後來的外交和戰略調整奠定了基礎？
章百家：的確。70年代初期的外交和戰略調整，是中國第一次作為一支主要的國際力量積極參與其中，而不是被動地捲入其中。當時中、美、蘇三方的關係發生了變化，蘇聯取代美國，成為對中國最大和直接的威脅。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促使毛澤東、周恩來不得不重新思考外交和戰略問題。按照他們的布置，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建議：利用美蘇矛盾，緩解中美矛盾，力圖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在尋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礎上，聯合美國，抗禦蘇聯霸權主義。
1973年，毛澤東提出聯美抗蘇的“一條線”戰略；次年，又提出“三個世界”的思想。這是毛澤東生前提出的最後一個大戰略。這一外交政策的轉變具有廣泛而深遠的意義，中國外交活動的範圍從此擴展到整個國際舞台。這一轉變也具有深刻的國內政治意義，是此後一系列國內政策轉變的先導。更重要的是，當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啟動之時，中國融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進程也同時啟動了。
瑪雅：你是說，毛澤東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從而開啟了中國邁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進程？
章百家：我是這麼認為的。道理很簡單，70年代的外交和戰略調整，為後來的開放政策創造了前提條件。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承上啟下的轉折，很難設想“文革”結束後，中國能迅速而順利地實行改革開放並廣泛參與國際事務。假如不是毛澤東把中美關係這個扣給解開了，由後來的領導人來解這個扣要困難得多，中國要實行改革開放也就沒那麼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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