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新京報：問題是這種傾向性和價值性的判斷也容易把“國家責任”虛化了？
楊建順：反過來看，這種宣示也很重要，因為宣示後相關政策、立法才有推動力。“給予必要的幫助”，但給多少？從具體的家庭受到的損失、痛苦進行評估，進行不同的分檔。
除此之外，社區也應該是很重要的主體，但現實中往往不發揮作用，這種情況下國家應該承擔更重的義務。
防止“國家責任”虛化，最終的解決之道還是那句話，應該在社會保險和社會保障方面下功夫，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9、新京報：目前衛計委認為“行政補償沒有法律依據”。你也同意該說法，那麼“於法無據”是否合理？
楊建順：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法律還有很多的空白，空白肯定是不合理的，但人類的發展總是有過程的，失獨的問題沒有凸顯出來之前，立法者不能預測到這個問題。
現在已經意識到失獨的問題，所以應該盡快立法。但立法沒有那麼快，需要相關部門重視、立項、調研、起草、聽證會等，需要人力、物力、時間的投入，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何況，我國目前立法的任務很重，就失獨問題能不能單獨立法，也很難說。
我建議分步走，先制定政策，各個地方按不同的情況可以制定地方政府規章、地方性法規，在失獨情況比較嚴重的地方，可以進行試點，之後，全國性的立法就有了可能性。
因此從務實的角度講，專門立法不太可行，但可以在現有的法律中進行有益的補充來解決，盡可能地形成一些文件，規範性文件在解決問題上有便捷性，這樣才能慢慢推動立法。
10、新京報：曾有學者建議建立“國家計生家庭風險保障基金”，此舉是否可行？
楊建順：這個建議很好，但從制度的架構上講，一定要有可持續性，有公平、平等的理念貫穿其中。
給付和徵收是相對應的，行政給付主要是通過徵收來實現的，也就是納稅，國家給需要幫助的人以幫助，但需要納稅人的錢。在給付的過程中也不能一刀切，不同家庭情況不同。
所以，關鍵不是支持或不支持，而是如何運作行政給付，大家能不能接受“國家計生家庭風險保障基金”，接受才能去做。
從價值論的角度講，可以考慮把目前的社會撫養費拿過來當基金，如果把這一塊能用起來，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應該是很不錯的選擇，但現實中有沒有可操作性，還是未知數。尤其是“社會撫養費”自身的問題也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