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通過“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富國才能強兵，強兵才能衛國”的論述，習近平同志把國家安全與國家發展聯繫起來，實際上確立了兩個既相對獨立又密切相關的社會大系統，即“國家安全系統”和“國家發展系統”，同時也確立了國家安全系統對國家發展系統的開放性和互動性。
眾所周知，當代國家的最根本問題有兩個，一個是發展問題，一個是安全問題。因此，國家大戰略也就由國家發展戰略與國家安全戰略構成。雖說新中國成立後，安全與發展始終都是國家的兩大問題，但自從30多年前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後，經濟建設和發展便成為黨和政府工作的中心任務，安全由於國際國內形勢的緩和而被置於次要位置。但是到了今天，當經濟建設和發展已經取得重大成就，市場機制和社會運轉已經初步上軌之後，安全問題便越來越突出了。在這種情況下講安全，不僅需要把安全與發展聯繫起來，而且需要把安全與發展置於同樣重要的地位。習近平同志關於“發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發展的條件”的論述，不僅很好地詮釋了安全與發展之間的辯證關係，而且說明國家安全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大系統，並不是完全獨立運轉的，而是受經濟社會發展制約的。因此，在國家安全工作中，必須充分認識處於國家安全大系統之外的各種發展因素的不同影響，正確處理安全與發展的關係。
其次，通過“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打造命運共同體，推動各方朝著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標相向而行”的論述，習近平同志又把本國安全與他國安全、地區安全、全球安全緊密聯繫到了一起，使本國安全成為一個不同於他國安全但又與他國安全緊密相連的國際開放系統，從而進一步體現了總體國家安全觀的系統性。
總之，總體國家安全觀是大安全時代的一種國家安全大思路，從哲學辯證法和系統思維的高度揭示了當代國家安全和國家安全工作的全面性、整體性和系統性，對我國國家安全工作具有高屋建瓴的哲學方法論指導作用。
（來源： 北京日報；作者： 劉躍進，國際關係學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特邀研究員，《國家安全學》教材主編，國家安全學學科開創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