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不能做到以“零容忍”的態度和行動懲治腐敗。周永康的陞遷軌跡有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自1989年起，他就走上了“一把手”領導崗位，行政級別也已經是在地廳級及以上（兼任勝利油田管理局黨委書記、局長和東營市委書記）。正是由於我們的反腐敗存在不少例外，不能做到“零容忍”，才客觀上“養癰遺患”，使1989年的“小老虎”一步步長大為“老虎”甚至“大老虎”。他的腐敗“王國”也主要是這個時期建立並壯大的。
二是，特殊的幹部選拔任用體制使然。從總體上看，我國實行的仍然是“伯樂相馬”這樣一套特殊的幹部選拔任用體制，其實質是“以人選人、少數人選人”。這樣一套體制事實上就造成了一個人身依附體系。社會上早就有一個順口溜，即一個人能不能得到提拔，關鍵要“三行”：一是，你得行；二是，有人說你行；三是，說你行的人行。順口溜說要“三行”，其實最後“一行”最關鍵。因此，能否找到“行”的人，確立人身依附關係，就成了決定一個人陞遷的決定性因素。換句話說，古代社會流行的“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情況，事實上在今天仍然存在。為什麼歷任秘書、那麼多下屬都對周死心塌地、死忠？並不是他們每一個人都先天地缺乏黨性原則，而是黨性原則很難與這套體制相對抗。
三是，“紙老虎”、“稻草人”式的制度太多。應當說，執政黨和國家的很多制度並非不健全，更不能說空白，關鍵是得不到執行。處理官商關係、領導幹部家人從業、給領導人配備秘書等方面防止利益衝突的制度，也不能說是空白，但就是得不到執行，缺乏制度應有的嚴肅性和約束力。周永康自國土部調任四川任省委書記時，就可以私自決定帶秘書前去，還是兩個。這種制度形同虛設的情況就肯定會給有野心的個人建立其私人“王國”提供大大的便利。這些問題和教訓真的值得深入反思並切實加以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