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實話，我是農民出身，確實在別人眼里我不應該有今天，但我這個人，回到農村種地，我也是個好手，在農村做飯，我也是個好手。我是個能上能下的人。我心里負擔重的是我養了一批學生，我希望他們成長。他們能夠給百姓帶來快樂，能夠理解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讓他們按照這個步子走，他們都是非常好的藝術家。我覺得他們是有前途的。我先忘掉我自己，我已經58了，快60了，我再過十年，就70了，連蹦都蹦噠不動了。我對他們應該提出希望和要求的。
主持人：我想問老師一個問題，您的作品當中，一直塑造的基本上都屬於是我們民間的小人物，可以這樣去概括，我發現這幾年無論是小沈陽的作品也好，包括《鄉村愛情故事》系列，好象他們塑造的也都是小人物，這是您給他們的要求嗎？
我們就是一群小人物，我們塑造大人物，別人誰信啊。《建國偉業》中我演段祺瑞，還是綳著臉兒演的，都嚴格按照台詞要求演的，可一出來，底下都樂了。因為我們已經給了別人一張“不嚴肅”的臉，你再擱那裝成演一個其他的角色，你就不是趙本山了，因為你給人們留下的符號是讓大家笑的，這很難改變。但是我也有讓人哭的本領，因為我講起我的歷史，我要理解這個人物，我也會讓人哭。但讓人笑是很難的一件事。你講個什麼笑話，也可能笑，但是笑過了之後，是否你的作品拿出來觀眾還看。這很重要。在春晚20年，我的每一個作品，也可能有不如意的地方，因為也不可能所有老百姓都那麼喜歡，但我還是積極努力的。
主持人：這兩年我們一直都在喊特別多的三個字，除了“中國夢”之外就是“正能量”這三個字。您覺得在我們的，包括“二人轉”作品當中怎麼能夠更好地把“正能量”傳遞出去？是你接下來思考的方向嗎？
有好多過去的傳統段子，比如《包公鍘侄》、《包公斷後》、《包公賠情》，好多老段子都可以在舞台上唱，恰恰唱的效果還非常好，人們喜歡聽，要配合當前這個形勢，包公這種形象，當時就是把包勉鍘了，嫂子急了，要殺包公，因為包公出生的時候是嫂子養大的，都要給他扔了，後來又撿回來養大的。每一次唱都會有反腐的效果，我覺得和當今吻合。
我們在反腐敗的過程中，必須要有一個“包公”，因為我們這個民族越來越強大了，越來越好了，這就出現了腐敗，我們不能回避它。反腐是非常對的，否則我們老百姓的命運怎麼辦？所以，你看我們公司“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有黨支部，我們的學生中也有好幾個入黨了，而且還有工會。你做一家公司，無論你是民營的，還是哪的，都歸黨管，你要知道，要把黨放在第一位，然後你再考慮著黨喜歡，老百姓也喜歡的，這就是市場效應和經濟效應，這是我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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