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出手是8月16日台灣突然爆發陸委會副主委張顯耀洩密案，大陸也以大局為重，國台辦副主任龔清概仍然如期在8月25-28日走訪南台灣，並透過陸委會正式遞交APEC邀請函；原本以為可能受到衝擊延宕的第九輪兩岸貨貿談判，也宣佈將於9月10-12日在台灣舉行。④
問題是，大陸當局的積極穩盤，充其量只是在戰術層次穩住兩岸持續交流的政策基調，並未在戰略層次回應台灣所面臨的內外挑戰。首先是台灣不分藍綠，越來越傾向“一中為虛、兩中為實”的兩岸現實，如果大陸不能正視“兩中為實”的兩岸分治現實，讓中華民國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國際參與空間，兩岸即使能夠接受“九二共識”或“兩岸一家親”的共同論述，即使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呼應大陸“一中框架”主張，並無助於化解大陸堅持“一中原則”與台灣堅持“一中各表”的兩岸政治矛盾。
兩岸在“一中”內涵難有交集，大陸因此另啟爐灶，改以兩岸和平協議作為政治協商訴求，但馬政府幾經轉折，最後仍在2012年總統大選之前迫於民意壓力，不得不明確主張推動兩岸和平協議必須具備三項前提：國家需要、民意支持、國會監督，並表示推動兩岸和平協議要先交付人民公投，公投未過，就不會推動。這些附加前提，顯然將使洽簽兩岸和平協議充滿困難。
馬政府在推動兩岸和平協議之前，加上諸多民主前提，並不只因為必須慮及台灣內部的反對民意，更因為推動簽訂和平協議，必將涉及兩岸政治定位的根本問題。和平協議看似只涉及兩岸終止敵對狀態的相關協商，其實必將衍生出環環相扣的政治談判，甚至還將涉及兩岸的政治終局方案。
兩岸和平協議的本質，是以中國大陸“不武”交換台灣“不獨”，名為“共同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實則內涵了“共同結束中國內戰”，亦即以內外有別的方式，把兩岸視為“內戰尚未結束、一個中國內部的兩個政治實體”。問題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早已成為國際公認的中國主體﹐儘管中華民國已經放棄中國代表權，但政治地位至今仍未得到北京承認，一旦接受“共同結束中國內戰”，將形同放棄主權﹐淪為以北京為首的中國次體系。
馬政府因此認定，兩岸和平協議無法單獨處理，必須與中華民國的政治定位互相扣連，才不致使台灣陷入被中國大陸和平消化的政治陷阱。馬在連任之後，也不斷呼籲大陸給予台灣更多國際空間，也是擔心一旦啟動兩岸和平協議之後，中華民國將有失去主權地位之虞。
2008年11月，馬接見海協會長陳雲林，重申“正視現實、互不否認、為民興利、兩岸和平”的兩岸互動原則。2010年7月，國民黨主席吳伯雄在吳胡會上轉達馬“正視現實、累積互信、求同存異、續創雙贏”的新16字，也是以“正視現實”作為第一訴求。對馬來說，如果要啟動兩岸政治對話，就要先正視中華民國長期存在的政治現實，否則兩岸政治對話對台灣風險太高，恐將流於空談。
歷經兩次政黨輪替，台灣朝野儘管仍有形式上的統獨分歧，但台灣人民已經共同接受了“確保中華民國主權現狀，堅持台灣民主決定前途”的兩大共識。馬總統在2013年國慶演說所標舉的“兩岸同屬中華民族，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台灣是我們的共同家園”，也完全符合新歷史階段的“台灣共識”。
兩岸各退一步 共同建構第三主體
這些環環相扣的政治難題，唯有兩岸換位思考，設身處地思考如何化解對方疑慮，才有可能真正走出困境。台灣認為必須先確定本身的政治主體性，才能進一步與大陸洽簽各種政治協議，否則隨時有陷入被大陸併吞的危險；反觀大陸則認為必須先確定兩岸終將統一，才能進一步討論台灣政治地位，連帶討論放棄對台動武。台灣堅持“先確定台灣政治地位”，大陸堅持“先確定兩岸終將統一”，結果陷入“雞生蛋、蛋生雞”的古典難局。
為了避開“雞生蛋、蛋生雞”的兩岸論述難局，近年來兩岸已經陸續有人提出“兩岸各退一步，共同建構第三主體”的解決方案，試圖透過換位思考化解兩岸難解的政治矛盾。其中以台灣大學張亞中“兩岸統合論”、中國人民大學黃嘉樹、施明德等人“大一中架構”最值得關注。⑤
張亞中首先參考兩德模式和歐盟經驗，提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認為兩岸要共同接受“反對分離、接受分治、推動統合”，在既有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之上制定“第三憲法”，推動兩岸共同治理與邁向統合。為了化解大陸懷疑“一中為虛、兩中為實”，張更建議兩岸隨著統合進度，建立各種兩岸合作委員會，並建議大陸逐步發行有助於強化兩岸四地認同的“中華卡”。
大陸學者黃嘉樹也認知到“雞生蛋、蛋生雞”的兩岸論述難局，他在2014年6月27日北京舉辦的首屆兩岸智庫學術論壇上，坦承兩岸紅、藍、綠三方在兩岸關係中各有堅持，“三方皆知對自己最有利的選擇，並不是以自己心中的最佳目標直接碰撞另外兩方的底線，而是先護住自己的底線，以追求次佳目標為優先考量”，兩岸和平發展因此成為三方的最大公約數。
但為了尋求政治交集，兩岸三黨不能只停留在“和平發展”上，而必須各自有所退讓，才能避免兩岸陷入主權僵局，黃教授因此提出“綠營棄獨，藍營追求有條件統一，大陸有條件棄武”的三方折衷，認為兩岸必須在兩個公權力之外，再建構同時代表兩岸主權的“第三主體”，一方面以“第三主體”避免台灣認為大陸將壟斷兩岸主權代表權，降低台灣被大陸併吞的疑慮；一方面以“第三主體”彰顯兩岸具有憲法上的特殊關係，降低大陸對“一中為虛、兩中為實”的疑慮。⑥
黃更具體建議，在兩岸尚無法建構“第三主體”之前，不妨先避開主權、治權等爭議概念，改以“公權力”來實質處理兩岸的政府機構權力。他說：“關鍵不在是否相互承認，而在承認多少”、“兩岸目前已走到在公權力和主權之間，尋找相互承認的空間”、“大陸只能在‘低於主權’和‘高於公權力’範圍內，承認台灣當局行使權力的合法性”。
儘管大陸官方尚未公開接受黃嘉樹提議，但這種換位思考方式，確實是為兩岸政治僵局求解的解決問題模式，也符合“在一個中國框架內就兩岸政治問題做出合情合理安排”的大陸主張。
無獨有偶，台灣也有政界人士針對兩岸政治困局提出換位思考的解決方案。2014年5月27日，前民進黨主席施明德、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前海基會董事長洪奇昌、前海基會副董事長焦仁和、前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前外交部長程建人、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所長張五岳等7人，認為兩岸最好務實面對政治分歧，及早展開政治對話和談判，從台灣立場提出《處理兩岸問題五原則》作為參考：
一、尊重現狀，不片面改變現狀。
二、現狀是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自1949年起，即已並存於世，雙方政府已從交戰政府轉為分治政府。
三、“一中原則”已被窄化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代名詞，既無法呈現兩岸現狀，也越來越難被台灣人民接受，建議用“大一中架構”，才能符合現狀，邁向和解之路。
四、“大一中架構”意在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上，共組一個不完整的國際法人（亦即享有部分主權的組織，如歐盟、邦聯、國協），雙方應消除敵對，共同維護和平與安全，承諾互不使用武力，不得與任何國家簽訂不利於另一方的軍事攻防協定。
五、雙方均享有參加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以及與其他國家建立正常關係的權利。
“大一中”七人組所以廣受矚目，主因是首度混合了國、民兩大黨代表（儘管都是退休人士），一方面希望促成跨黨派台灣共識，一方面願意面對兩岸政治僵局提出方案。其中最大特點，是第二點直接把現狀定位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兩個並存於世的“分治政府”，但同時也為了降低大陸疑慮，提出兩岸可以共同建構具有特殊關係的“大一中架構”，作為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上的“第三主體”，作為兩岸可以共同參與、形成共同對外政策的“不完整國際法人”，優先確保兩岸的國際平等地位。
比較來說，張亞中提出“一中三憲、兩岸統合”，和黃嘉樹提出“綠營棄獨，藍營追求有條件統一，大陸有條件棄武”，都是從“兩岸終將統一”的前提出發，都避免抵觸大陸“兩岸只有一個中國主權，只是尚未統一”的基本論述，充其量只是在兩岸必然統一的前提下，提出“承認兩岸分治”和“共同設置第三憲法”，藉此降低中華民國被矮化或被併吞的疑慮。
反觀施明德等人從台灣本位提出的“大一中架構”，顯然認為“兩岸分治”未必要預設兩岸必然統一，並不像張亞中承諾“反對分離、推動統合”，但空有“大一中架構”之名，既無“未來統一承諾”，又無推動兩岸整合的積極承諾，充其量只是接受兩岸可以建立憲法上的特殊關係，對大陸很難具有吸引力。例如國台辦在施明德等七人公佈“大一中架構”之後，即低調表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共同政治基礎”，形同委婉的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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