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相對應的是超級大國美國在這一地區的經濟影響力有所下降，2001年“911”事件以後，美國戰略重點轉向反恐，加上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陷入低迷，無暇顧及與東盟發展經貿及其他領域往來。東盟方面的數據顯示，在2000年的時候，美國同東盟貿易佔東盟整體貿易的16%，而中國只佔4%，到了2010年，與中國貿易比重上升到東盟整體貿易的11%以上，而美國比重則下降到大約9%。美中在這一地區經貿及綜合影響力的此消彼長引發了美國高層決策者的憂慮，這是美國出台“重返亞太”戰略的深層次背景。
美國“重返”戰略表面上看軍事和安全意味較濃，但實際上更注重經貿層面的得失。美國雖然宣佈加強與亞太各國在軍事上的合作，國防部長也高調宣稱將在2020年前把美國六成軍艦部署在太平洋，但是到了近期國務卿希拉里的亞洲之行，外界就可以看到“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美國更多強調與亞洲各國的經貿、投資聯繫，如果再結合美國近年來對TPP談判異乎尋常的熱情和支持力度，就可以看出美國戰略經濟層面的動因。
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的大背景下，在美歐深陷債務危機，中、印等金磚國家增速大幅減緩的形勢下，東南亞經濟確是少有的亮點。根據世界銀行近期發佈的報告，東盟國家有可能抵御歐洲債務危機以及中國、印度的增長放緩對其造成的嚴重連帶影響並繼續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在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遭受重創的印尼、馬來西亞等國以及起步較晚的柬埔寨、緬甸等新東盟國家自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保持良好增長勢頭，擁有超過2.3億人口和豐富自然資源的印尼不僅成為G20俱樂部的成員國，而且也一直被西方視為未來金磚國家的最熱門候選者，即便連後起者菲律賓的經濟近年來都可圈可點，其貨幣比索被視為今年世界上最為堅挺的貨幣之一。靠近中國的大陸型東南亞國家如緬甸、柬埔寨等國家經濟才剛剛起步，經濟發展潛力極大。考慮到東南亞擁有6億多人口、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優越的地理優勢，這一地區必然成為全球經濟低迷形勢下的大國必爭之地。除美國外，歐盟也表現出對東南亞的極大興趣。首次訪問印度尼西亞的默克爾近日在雅加達表示，歐洲必須加緊努力，與正在崛起的東南亞國家盡快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從這一點上來看，中國政府在本世紀初啓動與東盟的自貿區談判是非常有遠見的，但必須意識到，其他國家和地區正在快速跟進。
東南亞各國之間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制度相差很大，但由於地緣位置均處在各大洲之間的交通要道上，這些國家無論在經濟上還是在政治上都希望與各大國保持良好關係。從歷史上講，東盟與美國的戰略安全以及經濟往來合作都十分密切，然而從現實角度來看，東南亞近年來對中國經濟的依賴更大，在國際舞台上也同屬第三世界，在諸如氣候變化等國際議題上存在很多共同點。因此，東盟並不希望在美中戰略博弈中選邊站，即支持一方去制衡或反對另一方，這並不符合這一地區的總體利益。
然而，在現實中，一些東南亞人士對中國的崛起仍有安全上的疑慮。這主要是由兩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中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仍有領土糾紛，一些國家擔心日益強大的中國會在未來選擇武力解決這一問題；二是有人擔心隨著國力增強，中國可能會逐步放棄“韜光養晦”和“和平崛起”的方針，而在外交中加入更多大國主義甚至霸權主義的色彩。對於中國來說，當前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是其外交上面臨的一大挑戰，一方面南中國海問題懸而未決，一定程度上有愈演愈烈之勢，另一方面美國加大與這一地區外交、安全和經濟上的聯繫，如果處理不當，中國的第三世界戰略和周邊外交都會受到很大負面影響。2002年是中國與東盟友好關係的一個里程碑，這一年雙方不僅啓動自貿區談判，而且簽署了《南中國海各方行為宣言》，此後雙邊關係進入快車道。如今，南海問題再次升溫，東盟作為整體擔心這一問題的演變可能不利於東南亞與中國關係的發展，因此急切希望將約束力弱的《行為宣言》升格為更具法律效力的《南中國海行為準則》，並借此將南海爭端置於可控範圍之內。東盟內部各國從來就不是鐵板一塊，南中國海糾紛島嶼聲索國與非聲索國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差異很大。這一地區越來越多的國家不願就南中國海問題與中國交惡，如果中國在新形勢下能夠與東盟各國相互協商並最終在《行為準則》上達成共識，那麼將有助於這一地區的和平穩定，有關國家對美國在軍事和安全方面的依賴也將有所減少。
大國政治與東北亞自貿區談判
相互毗鄰的中日韓三大經濟體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五分之一，在世界貿易體系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三者彼此間的貿易依存度近年來也隨著全球產業鏈的整合而大大加強。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制度建設往往滯後於現實的快速發展，這三大貿易強國居然長期沒有啓動旨在進一步降低關稅和增加投資、金融等經濟往來便利化的自由貿易區談判，這實在與北美、歐洲等地的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相差甚遠。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三大經濟體都早已爭相與東北亞地區外的貿易夥伴建立各種自由貿易安排，並多有進展。如中國與東盟2010年1月正式啓動了自由貿易區，日本與東南亞諸國也簽訂了經濟夥伴協定，而韓國則與美國等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相比較而言，東北亞內部的經濟一體化進程嚴重滯後，這顯然不能完全從經濟角度去解釋，根源在於大國間的政治博弈干擾了地區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國目前已經是日本和韓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而對日韓貿易也在中國貿易總額中佔有相當份額，三國間的人員往來也日益密切。然而，出於保護國內產業的需要，三國間的關稅壁壘和其他貿易限制仍然較高，各方對投資和人員往來仍然有較多限制，三國間經濟互補的巨大潛力遠沒有發揮出來。目前，三國間的相互投資僅佔三國對外投資總量的6%左右。一旦自貿區建立，三國間商品、資本乃至人員的流動將更加順暢，跨國廠商可以大大降低生產和經營成本，獲得更大市場和利潤，而消費者也可獲得價格更為低廉的商品，中日韓三國的總體經濟利益都會有所增加，從而形成多贏格局。有調查顯示，中日韓三國的企業界多對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持支持態度。
從表面來看，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受阻於中、日兩國政治上的缺乏互信和釣魚島領土爭端，但從本質上看，則受到中日、中美、美日這三組大國政治關係的重疊影響，或者說受到在中國崛起過程中大國權力關係重新尋找平衡的強烈影響。從東北亞局勢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來看，冷戰所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態因素也仍然在繼續起作用。無論兩國在彼此的經貿版圖上佔據多麼重要的地位，雙方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始終存在，並深刻影響兩國對東亞秩序與地區事務的不同理解和構想。由於日本與美國在軍事安全上存在盟友關係，因此中國與美國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分歧也自然會影響到中國和日本的政治和外交關係，使得中國和日本的關係出現“政冷經熱”的特徵。從東亞三國實力對比角度分析，進入上世紀90年代以後，中日韓三國權力結構發生巨大變化。日本的發展並沒有沿著《日本可以說不》一書中的軌跡超越美國，反而陷入了兩個“失去的10年”，經濟陷入停滯。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韓國經濟發展勢頭良好，與日本差距日漸縮小。尤其是中國崛起的速率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明顯加快，並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後率先復蘇，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中國在2000年的時候，國內生產總值（GDP）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但僅僅過了10年，到2010年的時候，中國的GDP就超過了日本，正式成為世界第二，目前中國的經濟總量大約是日本的兩倍。由於中國年均增長率仍遙遙領先於日本，且“安倍經濟學”政策造成了日元大貶，因此短期內中日經濟總量的差距仍將進一步擴大，這加深了日本的對華焦慮感。同韓國相比，日本在產業上的優勢也在縮小。近年來，韓國三星、現代等品牌的崛起對日本的電子、汽車等支柱產業造成了極大的競爭威脅。
更讓日本國民心理難以承受的是，崛起的中國在社會、外交、軍事領域都展現出了更為強硬的姿態。在去年的釣魚島風波中，中國國內不僅爆發大規模的反日遊行並伴以打砸日本品牌的商品，而且中國方面加強了在釣魚島周邊領域的軍事、行政存在，中國軍事預算更是隨著國力的提升每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在這樣的背景下，靖國神社、釣魚島這些可能引起兩個鄰國強烈反彈的議題都可能使日本政治人物在國內政治中得分，政客們也可以利用這些涉外議題重新凝聚本已十分低迷的國民情緒。中韓的反對聲浪越高，日本政治人物就可能在國內獲得更多的支持。在這種日本處於下風的東北亞權力結構中，日本採取靠向美國、加入TPP談判就是可以理解的國家策略。從純經貿角度來看，TPP設定的貿易門檻可能更高，對日本國內的農業等產業的衝擊也可能更大。但從政治和安全角度來看，加入TPP有助於日本借助美國來平衡中國不斷增長的國家實力。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東亞新的國家聯盟重組過程中，中韓之間明顯加強了友好聯繫，中韓自由貿易區進程獲得了積極推進。11月10日，習近平與朴槿惠在北京會晤，雙方共同宣佈結束中韓自貿區實質性談判。在東北亞地區，中韓的接近改變了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傳統以意識形態劃分的大國聯盟關係。雖然日本與韓國都與美國保持軍事同盟關係，但是兩國之間因二戰歷史問題、領土爭端、經濟競爭和對中國崛起態度不同而日益產生矛盾，韓國總統朴槿惠不僅會說中文，而且上台後表現出加強韓中經貿和文化聯繫的強烈願望，這與日本首相安倍的對華強硬外交形成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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