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美國奧巴馬政府執意推進“亞太再平衡”調整，要把全球戰略重心轉移到中國身邊，但又被中東亂象和歐洲“新冷戰”牽扯住精力，不得不保持對華政策中的理性、務實因素。
而一個更為宏大的背景是，國際秩序正在發生冷戰結束後最重要的轉換，這一轉換雖非始於2014年，但在2014年表現得更加突出。美國影響力下滑，中國加速崛起，中東陷入紛亂，歐洲邊緣也重現動蕩----美國外交學會會長哈斯管這叫“冷戰後全球秩序的瓦解”。
哈斯認為，由於美國霸權漸弱且沒有繼任者接棒，現行國際體系將讓位於一個權力中心更多且其自主權越來越大、不顧及美國利益和偏好的無序體系。
2014年的中美關係經歷了“選邊站”的考驗，這是世界格局在一個較長過渡、平衡期所要產生的必然現象，所幸兩國政府均沒有被權力意識衝昏頭腦穿越理智的邊界。
一邊是烏克蘭危機，中國拒絕加入制裁俄羅斯的陣營，照常發展與俄戰略協作，但也未與俄結盟對抗西方。
另一邊是東亞海上對峙，美國雖然拉偏架，但也不敢且無力糾集什麼國家全面圍堵中國。不過，棋局還在繼續，未來仍不確定，“選邊站”的壓力沒有解除。
奧巴馬政府深知美國已無力掌控一切，對外慎用武力，更多依靠協商與合作的方式維護美國的利益，但卻不能摒棄“美國例外主義”，他所竭力推動的美國戰略轉型是一種“選擇性介入”的戰略。
但在美國，越來越多的人把普京治下的俄羅斯看作急需懲罰的對象，將中國視為最主要的現實競爭對手，對兩者的戰略不分先後輕重，這也是為什麼奧巴馬政府寧願“兩線作戰”，在與俄交惡的同時不肯放鬆對華施壓的根本原因。
中美關係無疑已經邁入世界最重要雙邊關係之列。基辛格相信，正在形成的世界秩序的關鍵，在於中美朝什麼方向構建彼此關係。
答案似乎已然在目，那就是建成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固化世界兩大主要力量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共存模式。然而，這一理念在2014年遭遇廣泛、嚴重的質疑。問題的要害一體兩面：中國能否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實現和平崛起？美國是否誠心誠意與中國發展新型大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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