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一些人眼中，美國是企圖陰謀顛覆、和平演變、“民族絞殺”中國的黑手，中國必須為即將到來的“決戰”作準備。
在美方一些人眼中，中國已對美國率盟友在二戰後建立起來的亞太乃至全球體系構成直接挑戰，美國必須形成新戰略防止中國支配亞洲。
這兩種看法在中美兩國的政策思維當中占有一席之地有一定必然性、合理性，但也都比較極端，背後隱藏著特殊群體的私利，如若任由各自滋生為主流，將會導致殃及世界的相互摧毀之選。
在對方陣營裡消除以上懷疑至少在眼下是不切實際的，更何況美國對中國的焦慮還在不斷加重，但雙方處理彼此關係的克制底線是明確的，不斷深化的全球相互依存和中美共同利益也在繼續發揮作用。
維護新型大國關係共識並印證其可行性的最好路徑不是唯理論，而是展示兩國合作治理全球問題、協調應對全球“無序”的實績。
再就是超越革命與戰爭年代的邏輯方式，多一些相互承認與尊重。與中國尊重美國作為一超在全球體系中繼續發揮主要作用相對應，美國需要尊重中國的主權安全、制度模式和逐漸拓展的利益。
交換很難，要靠妥善處理一件又一件具體事情的實踐來積累。“中國不斷增強的權力和影響力必須被認可、被顧及，尤其是在全球治理方面，諸如此類的權力過渡並不容易”，倫敦《金融時報》2014年5月的一篇評論如是說。
21世紀第2個十年的中美關係是流動時代的流動關係，競合是其主要特點，兩國的外交決策和執行者們都必須習慣於在一個更加開闊、長遠的視界裡以更加細膩、規則的方式操作這一關係，簡單粗放的敵友觀和陣營思維不僅無益而且有害。
2015年的中美關係將會面對更加冗長、複雜的議程，兩國均應深刻意識到各自首要任務在當下這個階段都是“內向”的，要把處理彼此關係的主要精力集中到實現兩國改革與調整的合理對接上去，美國日益明顯的剛性復甦態勢和中國業已確立的新改革局面將為雙方這種努力創造新的聚合條件。
歷史並非如黑格爾所說是“精神的歷史”，而是“行動的”、”實踐的歷史”，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必須融入這股洪流。以奧巴馬訪華雙方達成廣泛共識為標誌，2014年仍可被視為中美共建新型大國關係由虛轉實之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