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外交”要具備足夠的彈性與韌勁。這主要指的是一個大國在經受挫折之後仍能恢復元氣的能力。換言之，“大國外交”要求該大國具有極強的糾錯、反省與復原能力，並建立起相應的應急機制與指標評估體系。唯有如此，當該國的戰略推進偏離方向之時，能夠及時調整坐標，保持戰略的延續性。再以美國為例。眾所周知，美國社會具有強大的韌性，美國的政治運行也具有相應的糾錯機制。
從歷史上看，美國曾經出現過重大戰略失誤，這也成為“美國衰落論”的肇始。但美國政治與社會的糾偏糾錯機制發揮了重要功能，使得美國能夠及時轉變方向，獲得新的發展機遇。因此，“大國外交”並不意味著該國的外交戰略不出現失誤，甚至是重大失誤，而是指該國能夠在戰略出現致命性錯誤之前加以糾正，重回正常軌道。
從上述四大要素來看，中國外交已經初步具備了“大國外交”的雛形。例如，在議程設定能力方面，中國新一屆政府成立以來所提出的多項倡議，均得到了相關國家的認可與支持，如“亞太自貿區”建設，其中部分倡議已經轉化為現實制度安排，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在物質條件方面，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且擁有充裕的外匯儲備，這為中國外交開創新局面提供了堅實的、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
與此同時，中國外交的普惠性也體現得愈益明顯。中共十八大報告清楚寫明，“我們將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鞏固睦鄰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國家。”2014年8月21日至23日，習近平在訪問蒙古期間發表演講時更是明確指出，“歡迎大家搭乘中國發展的列車，搭快車也好，搭便車也好，我們都歡迎”。這充分體現了中國的大國胸襟與中國外交的普惠性質。
在機制建設方面，中國也已經構建起了一套較為完善的外交決策體系，尤其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以後，這一制度設計更加精細化。在國家糾錯能力方面，中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並摸索出了一條行之有效的運作方式。可以說，改革開放前後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以及當前中國領導人的高度自信，就已經說明瞭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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