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計劃經濟時期傳承下來的決策模式，現已不適應全球化和高科技時代的決策需求，不適應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決策需求，也不適應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的時代要求了。在全球化和高科技時代，很多決策課題是跨地域、跨部門、跨領域的，權衡利弊的複雜性大大增加，而每一個具體部門由於自身職責所在和利益的局限，在對政策的理解上，對數據的取舍上，對利弊的評估上都難以完全避免先入為主。比如核電部門認為核電好，水電部門認為水電好，而火電部門則認為現階段火電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由三個部門分別提出能源發展規劃，很可能是三個重點迥異的方案，但未必是最佳方案。同時，中國作為一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大國，需要應對的事情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政治的與經濟的、傳統的與非傳統的、國際的與國內的問題往往互相交織、互相轉化。各主管部門既要負責決策，又要負責既定政策的實施，可謂日理萬機，很難有時間對決策課題作冷靜從容、深思熟慮的思考。
近一二十年來，國際上很多重要議程都是美國的智庫首先提出來的，如氣候變暖、禽流感、電腦“千年蟲”等。我們只能在人家研究結論的基礎上跟進。這些議程是否應該列為當前全球治理的最優先事項？有些研究結論是否準確？都是有探討餘地的。因此，中國要擔當起負責任世界大國的角色，充分借助智庫這個“腦外腦”來提高決策水平是一條必由之路。智庫作為相對獨立的研究實體，既與決策部門保持互動與交流，又與決策部門保持適當距離，從而能以比較超脫的立場來匯集信息、權衡利弊、提供咨詢直至具體的決策方案。由於同一個課題往往會有多個智庫同時在作研究，因而智庫的研究成果不僅可為決策部門提供參考，更可為高層領導提供全面的信息和決策選擇，對於公眾也是一種教育和滿足知情權的服務。
在發達國家，智庫研究成果被決策部門全盤采納的也很少（即使是政府部門出資的研究課題），部分采納已算成功，還有更多的只是讀一讀參考一下而已。但不管是哪種程度的采納，智庫最重要的貢獻是集思廣益，把所有有關的信息、所有可能的選擇、所有可能的風險都放到桌面上來，可以避免決策部門的疏漏和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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