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與“兩個責任”落實不力在各地不同程度存在的現狀相比，問責還遠沒有跟上。
有的地方仍是“吼吼嗓子”、“擺擺架子”、“做做樣子”，真出了問題卻視而不見，甚至還想捂著蓋著；有的地方問責失之於寬、失之於軟，高高舉起、輕輕放下；有的地方“柿子揀軟的捏”，比如類似的情況，問基層不問“高層”，問“弱勢”部門不問“強勢”部門；有的地方在問責上有“凑數”嫌疑，把不屬於黨風廉政建設責任追究的事項也統計在內，原本嚴肅的正風肅紀措施卻為扭曲的政績觀所用，豈非咄咄怪事！
“在問責上要防止兩種傾向。一方面是‘老好人’思想作祟，不敢擔當。問責怕得罪人、丟選票，即使問責也縮手縮腳、投鼠忌器。”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表示，另一方面，目前責任追究制度尚不健全，標準不統一，這也成為一些地方並非根據行為、情節本身，而是更多地考慮社會影響，進行“主觀性”、“滅火式”追責的客觀因素，“這都是要不得的。”
問責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旨在通過懲處的震懾作用，倒逼各級黨委、紀委把應盡的責任扛起來。如上所述的種種“偽問責”，將嚴肅的懲處視同兒戲，嚴重削弱了問責的震懾力，極大阻礙了“兩個責任”的落實。
中央紀委五次全會強調突出問責，聚焦“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組織紀律”，“‘四風’問題突出、發生頂風違紀問題”，“出現區域性、系統性腐敗案件”等三類情形，要求既追究主體責任、監督責任，又嚴肅追究領導責任。
這是動員令，更是指向明確的“作戰圖”。莊德水說：“具體的部署不僅能更為精准地打擊‘老虎’‘蒼蠅’，更有利於形成環環相扣、從上向下貫穿到底的責任體系。”
換句話說，如果某地、某部門、某單位該被問責卻沒問，說明上級黨委、紀委的責任也沒落實到位，也應該被追責。該打的“板子”就要狠狠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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