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原因就在於通過持續不斷的改革開放，激發了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動員和用好了經濟發展的要素。這裡以儲蓄和投資為例作一簡要說明。
儲蓄和投資是支撐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如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儲蓄短絀，用百姓語言說就是缺錢。1958年的“大躍進”之所以給國民經濟造成重大損失，就是因為“躍進”所需的投資遠遠超出了儲蓄可以支撐的水平。因此，動員儲蓄以支撐高水平的投資，借以啟動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並確保日益增加的適齡人口就業，就成為改革開放的首要任務。換言之，如果說中國經濟奇跡得益於人口紅利以及工業化和城鎮化，那麼，這些因素發揮作用的基礎則在於儲蓄率和投資率的穩步提高。
動員儲蓄的要義，就是向企業和居民提供穩定預期、足夠激勵和有力支撐，使其能在當下和未來的消費之間作出理性選擇。這種激勵框架唯有通過市場化改革方能達成。
從資源配置的決策過程看，改革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政府向企業和居民分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轉向大眾創業的市場經濟；二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權，調動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我們對改革目標的認識是逐步深化的，採取的是漸進步驟，從而保證了經濟轉型沿著帕累托效率改善的路徑平滑展開。
漸進分權改革創造了顯著經濟績效。1978年我國儲蓄率僅為38%，2008年上升到51%左右且保持至今。與之對應，投資率從1978年的38%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近44%且保持至今。平均而言，30多年來我國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分別達到39%和38%左右，遠高於同期其他發展中國家和歷史上高速增長時期的發達國家。正是如此之高且持續如此之久的儲蓄率和投資率，支撐我國創造了30年間GDP年均增長近10%的奇跡。
高儲蓄和高投資啟動並持續推動工業化進程。我國工業化雖可從蘇聯援建156個工程項目算起，但全面工業化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推進的。以非農就業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為標尺，1961—1978年的18年，這一比重由22%上升到29%，年均提高不到0.4個百分點；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這一比重由30%上升到70%，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由於非農業人口的儲蓄率普遍高於農業人口，工業化反過來成為提高儲蓄率的有力引擎，並與投資的提高形成良性互動。
高儲蓄和高投資支撐並持續推動城鎮化進程。我國城鎮化無疑是改革開放後才啟動的。1978年，我國城鎮人口占總人口之比僅為17.9%，1993年城鎮人口占比上升到27.99%，15年上升了約10個百分點。1994年以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全面展開，城鎮化進入快車道，城鎮人口占比由1994年的28.5%躍升到2014年的54.77%，20年上升了約26個百分點。
城鎮化與工業化是密不可分的。我國城鎮化顯然是由投資引領、由工業化引致的。城鎮化跟隨工業化展開，造成了城鎮化落後於工業化的局面。但這不僅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弊端，反而正是成功之處。因為，它遵循的是投資增加—產業發展—就業增加—人口集中—儲蓄增加—城市發展—投資增加……的自然發展過程。這一過程保證了數以億計的流動人口獲得就業崗位，從而避免了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大城市無序膨脹、貧民窟觸目驚心的嚴重社會問題。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高儲蓄依然是支撐我國經濟發展和應對複雜局面的堅實基礎。我們需要依托它繼續推動新型工業化和新型城鎮化，解決人口老齡化對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負面衝擊。同樣，我們也需要依托它來應對諸如國際游資跨境大規模流動帶來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抵禦外部經濟衝擊，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
（作者：李揚 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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