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投行的初始資本也並不比世界銀行少許多。未來亞投行在資本金和資產總量上超過世界銀行,不是沒有可能。問題是,世界銀行的價值與成功,主要來源於其治理、價值觀、知識、經驗和專業精神,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影響力,並非錢袋子的大小。
論治理,世界銀行作為佈雷頓森林的產物,歷史上沿襲行長由美國人擔任(IMF由歐洲人擔任)的傳統。目前這兩個國際金融機構的份額(相當於股權)和投票權,沒能與時俱進地照顧到發展中國家的成長和利益。由於美國在這兩個機構具有否決權,並且不願意推進份額的改革,導致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成員國對這兩大機構產生失望。這也是很多人寄希望於亞投行的部分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世界銀行和IMF的治理,的確有大量改進的空間。亞投行如果能借鑒其教訓,揚長避短,建立更加先進合理的治理框架結構,則有望立於不敗之地。一些發達國家對亞投行表現的疑慮,也集中在亞投行的治理。可見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關鍵問題。
說到治理,必須指出,中國在世界銀行和IMF都有單國選區的特殊地位,可以單獨任命執行董事。世界銀行和IMF的領導人換屆,人選也要徵求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意見。
在亞投行框架內,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有機會主導一家多邊金融機構的治理框架和原則的設計。這是千載難逢的機遇。如果把握得好,不僅有利於亞投行的成功,甚至有可能推進現有國際金融體系治理的改革。
再看制度。經過數十年的運作和無數次的內部重組,世界銀行已經建立起一整套成熟的內部制度、程序和政策。
別的不說,世界銀行的工作人員來自世界各國,種族、膚色、信仰、文化各異。
世界銀行有一整套爭端解決機制,確保工作人員在沒有騷擾、公平公正和互相尊重的環境下工作。這樣的制度,需要多年的磨合改進創新,才能建立起來。
最後說人才。作為智力密集型的國際金融機構,亞投行未來最寶貴資產,是一大批人品和能力俱佳的專業人員和管理者。跟中國快速崛起的大國地位相比,最捉襟見肘的,除了體制機制,恐怕就是人才。而這兩者之間互相作用,互為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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