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這樣的“智庫熱”未必對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發展完全有害，更不能構成對目前《意見》內容的批判理由。當下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發展，與1980年初民企的發展多少有一些相似，當年傻子公司、皮包公司、倒爺比比皆是，但那是社會發展的支流。歷史大潮，去粗取精，去偽存真，民企在後來30多年的壯大，證明了當年國家大力發展民企的政策正確性。《意見》以“黨和政府科學民主依法決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國家軟實力”等三大戰略高度談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重要意義，中國智庫的蓬勃發展是必然趨勢。至於目前的一些以“智庫”之名的社會躁動，不妨“讓子彈再飛一會兒”吧。
國家需要的智庫為何那麼少
事實上，中國帶有“研究”字樣的機構至少有20萬家，但真正被全球最權威的美國賓州大學主持的《全球智庫報告》最新確定的中國智庫，僅僅429家；上海社會科學院智庫研究中心所確定的中國智庫數量僅300多家。為什麼中國智庫的數量那麼少呢？根據《意見》中就智庫的八項基本標準來看，智庫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研究機構，而是具有特殊功用的研究機構。
第一，《意見》提到的第一、三、六、七條標準，智庫應是“相對穩定、運作規範的實體性研究機構”，“具有一定影響的專業代表性人物和專職研究人員”，“功能完備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統”，“健全的治理結構及組織章程”。目前許多研究機構，尤其是高校內研究機構不少都只是掛了一個牌，有的著名高校的著名教授甚至兼了七八個研究機構的“主任”或“所長”；有的高校，一個辦公室掛著四五個研究機構的門牌；在高校內部，有不少知名教授，限於經費、機制配套不足的原因，常自嘲“學術個體戶”，既沒有研究助理，連填表申報、訂機票、報賬等瑣雜行政工作也得親力親為。可見，“實體性”缺乏，是長期以來中國難能孕育更多優秀智庫的重要學術原因。
第二，《意見》提到的第二、五條標準，智庫應有“特色鮮明、長期關注的決策咨詢研究領域及其研究成果”，有“多層次的學術交流平台和成果轉化渠道”。目前，大多數學者沒有成果送報的路徑，很難看到政府運行的一手數據和文本，也很少有機會進入政府部門體驗決策運行的邏輯。此時，學者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難免會與政策現實差距較遠，進一步造成官方的冷落。而那些被官方信任的學者，往往被要求寡言少語、惜字如金，於是，“知道得越多，說得越少；說得越多，知道得越少”成為研究界的潛規則。研究界與學術界存在的隔閡，是長期以來中國未能出現更多優秀智庫的重要社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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