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意見》提到的第四條標準，智庫應“有保障、可持續的資金來源”。這條著實難壞了當下研究機構的諸多學者們。筆者走訪過數十家歐美智庫，均有專門的籌款人員，且數量不在少數。中國智庫機構要麼靠行政撥款，研究缺乏獨立性，要麼緊縮拮據，報賬結算均不易，“柴米油鹽”嚴重抑制了中國研究者的智庫積極性，進而致使大多數學者“避居三舍”，退到書齋裡“鬧革命”。缺錢，尤其是缺少可高效的長錢，是長期以來中國未能湧現更多優秀智庫的重要財政原因。
第四，《意見》提到的第八條標準，智庫應有“開展國際交流的良好條件”。長期以來，“外事無小事”，出國審批、辦國際會議審批、接受國際媒體採訪審批，使中國學者在國際交流往往謹小慎微。外事政策保守，是長期以來中國未能培育更多優秀智庫的重要外事原因。
智庫“熱”怎樣才能到來
幸運的是，《意見》對上文提到諸多問題，把握得相當准，其中在第四部分“深化管理體制改革”的內容，從組織管理體制、研究體制、經費管理制度、成果評價和應用轉化機制、國際交流合作等五大方面的改革著手，無疑是對目前中國智庫“大而不強”症狀的一劑良藥。
然而，中國改革的複雜性就在於，來自中央的各項改革條例的完美度，往往會受到具體機構、具體事件、具體人物、具體情況的差異而出現折扣。由此，《意見》雖然已出，但《意見》的具體內容仍然需要如《意見》最後一句話所說“結合實際，按照本意見精神制定具體辦法”來落實。
落實的前景是光明的，但道路可能還要很久。加速落實《意見》的重要杠杆，在於自上而下地給予智庫更多的信任、榮耀、尊重和獨立空間。正如歐美領導人喜歡到智庫去做講演那樣捧舉本國智庫，中國各級領導人不妨將各類重要講演場合放在諸多中國智庫的會議室。委托智庫扮演更多“二軌”的角色，向社會推舉更多真正發揮作用的、受信任的智庫學者，多到公開場合說話，久而久之，中國智庫的“熱”就會漸漸冒出來了。
（來源：《對外傳播》；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副院長王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