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5月1日電／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明確提出，“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如何“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不僅是眾多體制內智庫需要思考的問題，也是方興未艾的中國民間智庫需要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
2014年1月，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項目在美國世界銀行總部正式發布《2013年全球智庫報告》，這是該機構連續第七年發布此項報告。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寫入決議，智庫在中國的發展迎來了難得的歷史契機。
作為中國有代表性的獨立智庫，2013年和2014年初，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代表團先後兩次專程赴美考察，就中美經濟金融問題及智庫管理經驗和作用機制等問題與美國30餘家一流智庫的管理者、學者及部分政府部門的官員進行了充分交流。受訪人包括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創始人弗雷德·伯格斯坦(FredBergsten)、所長亞當·珀森(Adam Posen)、資深研究員尼古拉斯·羅迪(NicholasLardy)，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執行董事威廉·安索利斯(William Antholis)、約翰桑頓中國中心資深研究員李侃如(KennethLieberthal)，蘭德亞太政策中心負責人邁克爾·洛斯坦波(Michael Lostumbo)，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戰略與傳播副總裁湯姆·卡佛(TomCarver)，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執行副總裁克雷格·寇恩(Craig Cohen)和資深顧問斯考特·米勒(ScottMiller)，城市研究院執行副總裁約翰·羅格斯(John Rogers)，美國外交關係協會華盛頓項目負責人克里斯托弗·塔特爾(ChristopherTuttle)，美國進步中心高級副總裁魯迪·戴倫(Rudy Deleon)，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沃爾特·羅曼(WalterLohman)，美國財政部部長顧問卡倫·戴南(KarenDynan)，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執行董事鄧麥克和美國眾議院財政立法委員會首席貿易顧問安吉拉·艾拉德(AngelaEllard)、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哈佛亞洲中心原主任德懷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等。部分交流考察成果如下：
美國智庫：需求產生的供給
美國是當今世界智庫最發達且最具影響力的國家，在2014年1月由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項目發布的《2013年全球智庫報告》中可見，2013年全球共有智庫6826個，其中美國智庫總量為1828個，超過排名第二的中國(426個)四倍之多。從綜合影響力角度看，全球前100名頂級智庫中，中國僅占6個，其中中國社會科學院排名第20位，為中國區最好名次，而美國智庫則獨攬了全球前10中的6席。
美國智庫的蓬勃發展，除了我們熟知的旋轉門機制的作用，主要還得益於政府對專業研究的需求。
一戰之後，西方國家開始面臨許多複雜的社會矛盾與問題，對政府內政外交等方面的決策帶來空前的挑戰，政府僅靠以往習慣的內部研究力量已無法應付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公共決策想達致良好的決策效果，就不得不更多地仰仗科學、知識、專業的力量，由此迫使美國政府開始向更為專業、系統的咨詢研究機構尋求幫助，於是美國第一批專業智庫應運而生。這一時期的智庫資金主要來源於基金會、企業和個人，多為獨立性智庫。當時的美國政府內部也有官方智庫存在，官方智庫的優勢在於了解更多的政府決策內部資料和背景信息，與決策層有順暢的溝通管道，另一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體現在信息來源單一，囿於既定的立場，迫切解決眼前的問題而沒有足夠的精力注重戰略層面的研究。而專業的獨立智庫恰好可與之起到互補作用，它們相當程度上可以摒除特定的立場，更容易與來自各個層面的利益相關者溝通交流，並吸引來自五湖四海、專業經驗豐富的專家學者，將廣泛傳播但不具操作性的民意訴求轉換成為切實可行的政策研究，從而為決策者提供廣博的觀點和有深度、有質量的專業政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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