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1998年底，在美國國防部、情報部門、大西洋理事會和華盛頓大學聯合舉辦的一場模擬戰爭中，我當時分配的角色是韓國情報部的首長。由於對這種理論推演遊戲並不熟悉，我一開始比較被動，但很快就進入角色。進入角色後，我馬上就發現設計這場模擬戰爭的美國人對中國很多方面存在認識誤區，不客氣地打斷他們，指出他們犯下的兩個致命錯誤，將直接導致他們在整個模擬戰爭中向錯誤方向發展。我的美國朋友聽得目瞪口呆，後來還派專家專門過來向我請教⋯⋯就在美國人目瞪口呆的同時，我也突然清醒過來，我這個憤青在幹啥呢？在骨子裡，我對美國是不滿的。批評美國，是我到美國後找到的為中國辯護的最好辦法。可是，我現在心裡慢慢明白，我這樣批評美國並不是在為中國辯護，而是在幫助美國，為美國效勞呀⋯⋯”（摘自《我為什麼不再批評美國》，作者楊恒鈞）
四、美國智庫的基因缺陷
智庫是文明和文化的高級載體。西方文明和美國文化的基因缺陷，也體現在智庫身上。西方文明和美國文化過分崇拜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這導致美國智庫在研究國內問題時，出發點和著眼點往往是個人利益以及由此延伸出的集團利益和局部利益，在研究國際問題時，其出發點和著眼點往往是極端自私的“美國利益至上主義”，甚至不惜從“美國例外論”的角度思考問題和對策，導致很多本來有可能解決或緩解的國際國內問題，長期找不到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智庫曾就如何防止美國捲入危機有一場大辯論。東部智庫的主流意見是，美國政府應當把重點放在加強跨大西洋經貿關係上；西部智庫的主流意見是，美國政府應當把重點放在跨太平洋經貿關係上。我曾就此詢問過幾家美國大企業的老板：美國智庫都說自己的研究是獨立的、客觀的，為什麼在這個問題上東西部智庫的專家學者給出的答案如此涇渭分明？他們的回答一針見血：你得看看他們的研究經費是從哪裡來的。
類似的情況在國際問題研究領域也屢見不鮮。比如，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智庫紛紛開展對付國際恐怖主義的研究，連美國國會研究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Service）也拿出一系列研究課題和研究經費，在其網站上招募世界各國研究人員幫助它尋找遏制乃至消滅國際恐怖主義的解決方案。有人建議我所在的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申報其中的一個研究課題。我瀏覽這批課題後，決定不申報。因為美國國會研究局對有關研究有個要求：不要從美國方面尋找導致恐怖主義的原因，也不要在這個基礎上尋找解決方案。這個要求與我的長期觀察和研究結論恰恰相反。我此前在中東地區做過四年常駐記者，後又在美國做過四年常駐記者。我的結論是：國際恐怖主義的成因固然很多，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半個多世紀來，美國一味支持以色列，在安理會多次否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國家的決議，導致中東伊斯蘭極端主義者鋌而走險。因此，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重要一環，顯然是美國應改變其極其不公的中東政策。不讓研究這個主要原因，怎能提出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我想，這可能也是美國智庫迄今未找到解決國際恐怖主義有效方案的主要原因。由於美國文化中極端自私的基因，在研究世界問題時，美國智庫還自覺不自覺地給美國政府出了不少餿主意甚至壞主意。美國政府至今不簽署152個國家批准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2001年帶頭退出183個國家批准的應對氣候變暖的《京都議定書》，冷戰結束後出爾反爾，單方面退出同蘇聯簽署的《反導條約》，研究部署美國導彈防禦系統和戰區導彈系統。美國甚至用“多重標準”對待189個國家批准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對朝鮮、伊朗制裁、封鎖、武力威脅，但同非條約簽字國（印度）開展核合作，對非條約簽字國（以色列）擁有核武器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在這些遭到世界多數國家嗤之以鼻的對外政策背後，都可以看到美國智庫的影子。
（來源：中國網；作者：陳如為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