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29日電／讀《史記·五帝本紀》，給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堯。他在選擇接班人的時候，徵求大臣們的意見，大臣放齊舉薦堯帝的長子丹朱，說他通達事理，堯卻認為他愚頑好鬥；大臣讙兜舉薦水官共工，說他民意很高，堯卻認為他欺上瞞下。最後議到舜，大家都說這個人德行好、口碑好。堯決定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嫁給他，看他的德行到底如何。然後再交他幾件事去辦，看辦得如何。結果舜的德行很好，事情辦得很好。最後堯把位置禪讓給了舜。
這就是《史記》中記載的：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病天下”還是“病一人”？不使天下人受害而只讓一個人得利，這就是堯的境界。這樣的境界在今天來看，也應是對每一個共產黨人的要求。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實際上就是對這種思想境界的高度概括和提升。但是，有多少領導幹部完全能做到這一點，真正達到這種境界呢？
比如選人和用人，完全出於公心就不容易。用人不但任人唯公、任人唯賢，注重公論，而且還用幹事來衡量，是騾子是馬牽出來遛一遛。如此，百姓和朝中之人又怎能不口服心服。如果把官職當成私人財產，誰送的錢多就選誰用誰；如果把官職當成拉攏人心和搞小圈子的工具，誰忠於自己、誰是自己的人就選誰用誰；如果把官職當成福利，平衡關係、照顧情緒，誰資格老、關係硬就選誰用誰，那就不會選出舜這樣的優秀幹部。惟有堅持憑公論、憑實績用人，不怕“病一人”，才能從黨的事業出發選出好幹部。
比如胸襟和志向，做到純粹和通達也很不容易。堯那句“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至今讀來仍令人震撼。在選擇接班人的問題上，他最關注的首先是民生社稷，然後才是自己的兒子。不論是放在遠古還是如今，這種胸襟都很了不起。現實中，我們有許多心存高遠、把人民的利益看得比山還重的好幹部，比如焦裕祿、孔繁森、牛玉儒、楊善洲等，但也有不少黨員幹部還沒有真正解決“入黨為什麼、為官做什麼”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權力是用來幹什麼”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好“公”與“私”的站位問題。
面對妻兒非分的要求，周永康難道不知道替人非法獲利會讓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幫丁羽心等人承攬工程，劉志軍難道不知道會惡化鐵路系統嚴重的腐敗現象？蔣潔敏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巨額財物，難道不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後是納稅人來替他私欲的膨脹埋單？這些淺顯的道理，這些高級領導幹部，自然是懂得的，關鍵是利益面前能不能穩住心神，做出符合良知和道義的取舍。
歸根結底，還是要落到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上來。也許不是人人都會遇到“病一人”還是“病天下”這樣的大問題，但人生一世，如何在利己和利他之間取得一個平衡，怎樣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之間做恰當的取舍，是時時刻刻都可能面對的選擇。“私”不損“公”、“利”不亂“智”，覺才睡得踏實，“病”才不會上身。
（來源：人民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