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30日電／歷經30余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成為現實國際體系的推動者和建設者，亦有意與西方發達國家達致良性互動，成為這些國家的夥伴而非對手。然而，面對中國的和平崛起，西方還是對中國採取了遏制策略。但在選擇遏制中國的路徑時，他們已不再更多採用20世紀中後期對中國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剛性遏制”政策。因為，對中國的“剛性遏制”，只能強化中國的獨立自主和反西方傾向，無助於達到其 “教化”中國的目的。“剛性遏制”的低效，促使西方摒棄以往咄咄逼人的“攻勢”戰略，轉而選擇“柔性”策略。在意識形態領域製造關於中國的妖魔性話語，就是西方遏制中國策略之首選。而“中國崩潰論”就是西方意識形態妖魔化中國的話語載體之一。
一、“中國崩潰論”：從學術話語到政治話語的轉變
2000年，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學教授托馬斯·羅斯基先後發表《中國的GDP統計發生了什麼？》和《中國的GDP統計：該被警告？》兩篇論文，運用統計學方法，對中國統計數據進行比對性分析，指出中國能源消耗增長與GDP增長等存在不合邏輯的負相關性，進而質疑中國經濟發展的真實性。這是從學術層面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否定性論述。兩篇論文的觀點，當時並未引起學術界的關注。此時，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研究，應該說只是學術研究領域的正常探討，未有政治性因素的介入。
2001年7月，美籍華人章家敦出版英文專著《中國即將崩潰》，認為中國經濟存在虛假繁榮，不久將崩潰。章家敦曾在中國上海、香港生活，對中國經濟有一定程度的感性認識，因此其觀點獲得美國部分政界人士及學者的認同。該書出版後引起較大反響，美國國會還就此專門召開聽證會。2002年1月，美國《中國經濟》季刊主編斯塔德維爾撰寫的《中國夢》出版，預言中國即將出現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此論助推了“中國崩潰論”的政治性轉向。
2002年初，西方一些具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的主流媒體，如美國的《新聞周刊》、《中國經濟評論》和英國的《金融時報》、《經濟學人》等開始大量報道托馬斯·羅斯基的觀點。至此，關於中國GDP數據真偽和中國發展趨勢的純學術研究，由於西方主流媒體介入，開始向政治領域轉向、蔓延。在國際話語權被西方主流媒體主導的背景下，“中國崩潰論”雜糅了西方某些政治勢力對中國的惡意企圖，成為他們妖魔化中國的標誌性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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