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時期，雖然兩黨就“合作抗日”事宜始終沒有中斷秘密接觸，但公開的軍事衝突也同樣始終存在。而且，秘密談判的條件也常常因公開交戰的結果而有所變化。如1936年10月，因紅軍之西路軍在“寧夏戰役”慘敗，國民政府提出的合作條件也變得更加苛刻，不但要求“對立的政權和軍隊必須取消”，紅軍也只能“保留三千人之軍隊，師長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而在11月胡宗南的一個整旅被殲後，陳立夫亦帶來了新的合作條件：紅軍可保留至3萬人。簡言之，秘密合作談判與公開武力衝突並存的狀況，自1935年底開始，大約持續了一年有餘，二者互相牽制也互相促成；直至“西安事變”爆發，這種雙線並存的情況才被打破。
事變後，蔣介石改換策略，企圖成立新黨加入共產國際
“西安事變”後，關於國共合作，國民政府方面有了新的考慮。這種考慮就是：如何通過與延安的合作，更多地爭取蘇聯的支持。所以，在1937年3月26日，蔣介石竟對周恩來說出了“中國共產黨不必說同國民黨合作，只是同他個人合作”的驚人話語。據《周恩來傳》：
“他（蔣介石）這次談話中著重的主題是：要中國共產黨不必說同國民黨合作，只是同他個人合作。他這樣表示：希望中共這次改變政策後，與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後，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內亂造成英、日聯合瓜分中國；因此，要商量一個永久合作的辦法。”
除此之外的其他問題，譬如紅軍的改編後的人數，蔣介石表示“都是細節，容易解決”。蔣不談“兩黨合作”，而要求共產黨“同他個人合作”，究其原因，至少有二。其一，蔣介石此時正在謀劃另設“三民主義青年團”，以取代喪失了號召力的國民黨——陳立夫曾建議在“三民主義青年團”前面冠以“中國國民黨”字樣，結果被蔣痛罵：“有你這‘中國國民黨’幾個字，人家就不來了。我看就是用三民主義來號召的好，用我的名義來號召的好。”由此不難看出蔣對“國民黨”號召力的悲觀判斷。
其二，蔣實際上是希望通過將中共納入以自己為領袖的新黨之中的方式，變相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並進而使這一新黨，取代中共在共產國際中的地位。1937年6月4日，周恩來赴廬山與蔣介石再次面談。據周恩來的匯報總結，蔣在會談中的主要意見是：
“1、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由蔣指定國民黨的幹部若干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量之幹部合組之，蔣為主席，有最後決定之權；2、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後執行；3、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之黨；4、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後，可與第三國際發生代替共黨關係，並由此堅固聯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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