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蔣介石取消中共獨立性的用心，延安方面看得非常清楚。其應對原則是：不反對成立國民革命同盟會，但該組織必須“不干涉兩黨之內部事務，兩黨均保留各自組織之獨立性及政治批評和討論之自由權。”與此同時，紅軍改編問題的談判也陷入了僵持，6月8日與周恩來商談後，蔣在日記中寫下了分歧的焦點：“共黨必欲將收編部隊設一總機關，自為統帥，此不能允許，應嚴拒之。”
稍後，七七事變爆發。但因為蔣一度判斷日本無意全面侵華，故仍堅持不放寬改編條件，要求改編後的紅軍“各師須直接隸屬行營”，不能有自己獨立的總指揮部。對此，延安方面的判斷是：“超過我們統一戰線最低限度原則，如果接受其條件有瓦解危險”，作為應對，延安方面曾決心不管蔣同意與否，“立即自動地改編為三個師一個軍部，向全國公布”，並預判蔣不至於因此就宣布兩黨合作談判破裂。
不過，這種極端情形並未出現。因七七事變的演化超出了蔣介石的預料，中日之間進入大戰狀態，蔣也終於不得不放下完全控制紅軍的企圖，於8月18日正式發表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八路軍”遂得以正式誕生。只是，蔣變相“合併”中共的企圖仍在——1938年2月10日，蔣仍在游說周恩來：“竭誠盼望各黨各派能夠合而為一，並且為實現這個舉國一致的新黨起見，雖具有光榮悠久歷史的國民黨名義亦可以取消。”但保持黨的獨立性，是延安方面的一貫原則，蔣的這種企圖，終於在1939年4月徹底破滅。隨後，國民黨中央黨部秘密下發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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