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有人問我，用原子彈轟炸日本是否是出於報復，是否是蓄意毀滅一個古老而令人尊敬的文明。對此有如下事實：一，在最初的轟炸目標清單上包括京都。雖然京都也是一個合法的目標，在先前的空襲中未曾予以轟炸，但陸軍部長史汀生還是把它從目標清單中去掉了，因為京都是日本的古都，也是日本的文化宗教中心。二，在戰時我們受到嚴格約束，在任何情況下不得轟炸東京的皇宮，儘管我們很容易識別皇宮並炸死天皇。畢竟我們不是為了報復。我經常想，如果日本有機會轟炸白宮、殺死美國總統，是否也會像美國這樣克制。我認為不會。
在此讓我澄清一個事實，糾正一個長期以來的偏見，那就是我們故意選擇人口密集的城市轟炸。實際上我們要轟炸的每一個目標城市都有重要的軍事價值。廣島是日軍南方司令部所在地，並集結了實力可觀的防禦部隊。長崎是日本最大的造船工業中心，還有兩個重要的兵工廠。在這兩個城市，日本都把兵工廠和部隊配置於市區中心。
像在任何一場戰爭中一樣，我們的目標，理所當然的目標，就是勝利。這是一個不可動搖的目標。我不想否認雙方死了許多人，我不為戰爭的殘酷而驕傲或歡樂，我不希望我國或敵國的人民受難。每個生命都是寶貴的。但我的確認為這樣一個問題應該去問日本人民，是他們以其他國家的人民的痛苦為代價，追求自身的輝煌。他們發動了戰爭，並拒絕停止戰爭。難道他們不應為所有的苦難、為日本的災難負最終的責任嗎？
也許，如果日本人真切地了解過去，認清他們國家在戰爭中的責任，他們將會看到日本戰犯才應負起戰爭的罪責。日本人民應該給遠東人民一個答覆，是誰把災難強加給遠東各國，最後強加給日本自己。當然如果我們與日本人一道抹煞歷史的真相，那麼這一點是永遠也做不到的。如果日本人民不追詢並接受真相，怎能安心地與自己相處，與亞洲鄰國、與美國相處？
我和我的部屬在執行原子轟炸任務時堅信，我們將結束戰爭。我們並沒有感到高興，而是有一種責任感和使命感，而且我們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邊。
今天，我站在這裡作證，並不是慶祝原子彈的使用，而是相反。我希望我的使命是最後一次。我們作為一個民族，應該對原子彈的存在感到恐懼。我就感到恐懼。但這並不意味著回到1945年8月，在戰時情況下，在敵人頑固凶殘的抵抗下，杜魯門總統有義務使用所有可能的武器結束戰爭。我同意杜魯門總統的決定，當時以及現在。戰後幾年中，有人問杜魯門總統是否還有其他選擇，他響亮地說：沒有。接著他提醒提問者：記住，珍珠港的死難者也沒有其它選擇！戰爭總是代價高昂的，正如羅伯特·李將軍所說：“戰爭如此殘酷是件好事，否則就會有人喜歡它。”
感謝上帝使我們擁有原子武器，而不是日本和德國。科學有其自身的邏輯，遲早會有人設計出原子彈。科學不能被否定。關於製造原子彈是否明智的問題，終將被原子彈已被製造出來這一事實所壓倒。由於德國和日本法西斯被擊敗，世界變得更好了。美國的年輕人不再犧牲在戰場上，而是生長、成家立業，在和平中生活。作為10個孩子的父親和21個孩子的祖父，我可以表明，我很高興戰爭像這樣結束。（騰訊軍事） |
